毛泽东为何谎称遵义会议确定自己领导地位（上）

大千世界

送交者: 伊萍 2015-02-23 13:43:25 于 [天下论坛]

在中国受教育长大的人都知道，在中共官方党史里，有一个经典统一的说法，就是：中共在长征途中召开了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领导地位。这个说法实际上是1938年毛泽东自己首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做长篇报告时提出的，后来成为中共一直沿用至今的官方说法，而历史真相并非如此。中共官方网站人民网刊登过一篇文章，题为《被个人崇拜掩盖的真相：遵义会议并未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文章的作者何方曾经是中共前领导人张闻天的秘书，五十年代担任过中国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离休后，发表了不少有关中共党史研究的文章。何方在这篇文章中说：遵义会议“确立的是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遵义会议及其以后一个时期，毛泽东作为这一集体的一员起了重要作用。确立起毛泽东在中央和党内的领导地位，起码也是三四年以后的事” 。文章中所说的“三四年以后”，实际上就是1938年9月底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领导地位，毛作长篇报告之日，正是他在中共党内领导地位确定之时。那么，为什么毛泽东要将确定自己领导地位的日子推前三四年，谎称遵义会议确立了他在中共的领导地位呢？他这样做想要掩盖的是什么事实？要理解毛泽东编造这个谎言背后的心理和用意，我们需要来回顾一下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几次大起大落的经历，以及他最后是如何在中共党内确立了至高无上，无人可以挑战的领导地位的。

毛泽东在中共早期发展中，可以说是几上几下，有过好几次大起大落的经历。毛是1921年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12个代表之一，算得上是中共元老。在一大会议上，他第一次认识了主持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从此与马林建立了良好的上下级关系。毛泽东没有参加1922年召开的中共二大，他自己后来对美国记者斯诺说，二大他去了，但最后没有找到开会的地方。从现在披露的很多历史事实看，毛泽东在回答斯诺提问时撒了不少谎，所以他为何没有参加中共二大的真相至今不明了，有趣的是马林也没有参加中共二大。马林在共产国际代表中是属于比较务实的人，推行的路线相对温和中庸，是他首先提出了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建议，中共加入国民党后，马林在很多事务上要求中共党员服从国民党的政策。那时的毛泽东在中共党内也算是务实的一派，加上他对马林怀有一种像对老师般的尊重，在党内会议上，大多赞同马林的观点，因此得到了马林的欣赏。1923年7月，马林指导召开了中共三大，毛泽东在会上被提拔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首次进入中共领导核心。1924年初，毛泽东来到上海，被马林安排直接在当时的中共总书记陈独秀的手下做秘书，颇受重用。但是，到了1924年夏天，马林在共产国际失势，被苏联召回，接替马林的共产国际新任代表维京斯基来上海指导中共，马林的温和务实路线受到了激烈批评。当时还从未经历过共产党内部斗争的毛泽东一时没有明白过来，仍然忠实地执行马林路线，被莫斯科新上司指称为是“马林的人”，受到排挤，甚至被人撰文直接点名批评，成为苏联党内斗争的牺牲品。1924年12月，心灰意冷，自知失宠的毛泽东以养病为由，辞职回湖南乡下休养，以躲过风头。1925年1月，维京斯基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四大，会上毛泽东被免去了中共中央的一切职务。

经过十个月的休养，1925年9月，毛泽东复出，在汪精卫的提携下到广州担任国民党宣传部代理部长，1926年夏天，毛泽东又被汪精卫派往新成立的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会任职。1926年底，苏联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发表了一个《中国问题决议》，要求中共进行更激进的土地革命，中共政策急剧左转。苏联代表鲍罗廷为完成斯大林布置的加强土地革命斗争力度的任务，在湖南发动地痞流氓做革命先锋，搞乱了湖南农民运动。经历了1924年排挤的毛泽东，在休养期间痛定思痛，醒悟出一个在苏联人手下生存发展的诀窍，那就是，要在相互斗争，路线不断变化的苏联上司之间求得生存，必须善于察言观色，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观点立场，以紧跟莫斯科的形势。毛泽东从苏联代表对农民运动的言论中捕捉到一个紧跟莫斯科，在中共党内东山再起的大好时机，于1927年3月写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暴力横行的湖南农民运动叫好，彻底摒弃了自己过去的温和务实立场，转向激进极端，迎合了苏联上司的要求。毛泽东的这一华丽大转身，换来了莫斯科的赞赏，《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被发表在共产国际的专刊上，当时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也给予报告以好评（详细情节请参考我写的《湖南农民运动的来龙去脉》）。毛泽东在中共党内起死回生，1927年4月底，在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国共合作破裂后，莫斯科新派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带着共产国际领导机构对毛泽东的高度评价来到中国，1927年8月，在罗明纳兹主持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再度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成为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

可惜好景不长，1927年九月初，在筹备罗明纳兹部署的秋收起义任务期间，毛泽东被国民党民团抓捕，获释后，毛说服起义部队临阵放弃共产国际原定的攻打长沙计划，拉着部队逃到了井冈山。毛泽东这次之所以违抗苏联代表的命令，一个可能是他被捕期间与国民党民团达成了某种交易，以求得释放，另一个可能是他在被捕时或许招供出共产国际的计划，知道国民党军队有备而来，自己再去打长沙等于去送死，所以竭力说服起义部队放弃原计划。毛泽东的临阵脱逃，惹恼了罗明纳兹，在1927年11月召开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被罗明纳兹解除了在中共党内的一切职务。

不过，毛泽东违抗共产国际攻打长沙指令的行为完全是出于保命的需要，到达井冈山后，毛泽东再次显示出他紧跟莫斯科的坚定性，在井冈山积极执行罗明纳兹为中共布置的三大任务：建立工农武装，发动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所作所为，尤其是他把党支部建到连队上的军队模式，让共产国际代表赞不绝口，更重要的是，让斯大林注意到了他。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近郊召开，已被解除党内一切职务，未收到参会邀请的毛泽东被斯大林破例提拔为中央候补委员。六大结束后，中共中央在斯大林的指示下，任命毛泽东为红四军前委书记。

由于毛泽东在井冈山推行激进的土地改革政策，给井冈山带来了饥荒和乡村的彻底破产，1929年初，朱毛大军-红四军不得不放弃井冈山根据地，另寻出路，后来被毛泽东美化神化的井冈山根据地，其实际最终结局是自取灭亡。1929年6月，红四军在闵西龙岩召开了一次党代表选举大会，毛在会上丢掉了红四军前委书记的职务，毛再次告病休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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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中东路事件发生，共产国际下令中共“武装保卫苏联”，斯大林这时格外需要毛泽东建立苏联式军队和进行游击战的能力，需要中共军队与苏联里应外合，打击民国政府。经共产国际的指示，周恩来从上海写信给红四军，要求将毛泽东官复原职，毛泽东在红四军中的职位在苏联人的挽救下得以恢复。（详细细节参见我写的《井冈山根据地的来龙去脉》）。

1930年7月，周恩来去莫斯科朝见了斯大林，斯大林对周恩来明确指示：“既然中国的军阀都能搞武装割据，你们为什么不能建立大一些的武装根据地？如果有四川那样大的一块地方，中国革命就好办了”。根据斯大林的意见，共产国际开始公开肯定毛泽东在夹缝地区建立根据地，成立苏维埃政权的革命方式，态度鲜明地要求中共把它的主要干部和工作重心从上海转移到“农村”根据地去。1930年夏，毛泽东被提拔任命为中共红军第一方面军前委书记。1930年秋，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召开，从莫斯科回来的周恩来传达了斯大林的指示，毛泽东在会上被提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第三次进入中共领导核心。1930年10日，共产国际给中共政治局写信，要求给毛泽东一个政府职位，使毛不局限为军事领袖。

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根据莫斯科的命令，开始酝酿在江西瑞金苏区正式实现共产党军事割据，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莫斯科认可，毛泽东被内定为中央政府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跃而成苏维埃中国名义上的最高政治领袖。

但是，这时的毛泽东远没有成为中共的实际最高领导人。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随后，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搬到了瑞金，小小的瑞金城里中共高级负责人满天飞，没有人把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毛泽东放在眼里，加上许多人受不了毛泽东恣肆不羁的为人，觉得难以与他合作，毛的实权渐渐被削弱。1932年10月，在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宁都会议上，由于毛泽东的固执己见，经参会大多数人的提议并表决通过，毛泽东的军权被当场取消，周恩来接任红一方面军前委书记的职务。当毛泽东又一次使出告病休假之招时，博古等人甚至想要利用这个机会，送毛泽东去苏联“休养”，以借机彻底摆脱毛。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俄国人对毛泽东情有独钟，莫斯科接到中共的报告后，明确表示反对取消毛泽东的军权，对送毛泽东去苏联休养一事更是一口回绝，要求中共设法团结毛泽东，让他有可能做负责工作。可是，生米已经煮成熟饭，毛泽东自此被排除在中共军机大事之外，休养了整整两年，这两年里，用毛自己的话讲，是“鬼都不上门”。后来中央红军长征转移时，如果不是毛泽东放下架子，主动向博古求情，差点落下与项英陈毅一起留在敌后打游击的命运。

与中共对毛泽东的冷落相对照的是，共产国际对毛仍然高度重视。1933年底，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召开，在明知中共中央反对毛泽东的情况下，共产国际坚持在会上将毛提升为中共政治局委员。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会上，中共官员擅自做主，免去了毛泽东政府主席的职务，只给他留下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虚职，驻苏联的王明后来在1934年8月给中共写信说，莫斯科对此“很不满意”。这时的苏联，已经开始正式在国际上宣传毛泽东，将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报告印成小册子出版，王明在给中共的信中兴奋地写道：“我们与国际的同志都一致认为，这个报告明显地反映出中国苏维埃的成绩和中国共产党的进步。同时认为，这个报告的内容也充分反映出毛泽东同志在中国苏维埃运动中丰富的经验。这个报告的中文单行本不日即将出版(其中欠妥的词句已稍加编辑上的修正)，其它俄、德、英、法、日本、高丽、蒙古、西班牙、波兰、印度等十几个国家的译本也正在进行译印。中文本印刷的极漂亮” 。

此时，正是中共长征前夜，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经历了至少四起四落，毛泽东的落，早期主要来自共产国际代表的处罚，后期主要出于中共官员的反对，但毛泽东的起，无一例外地都是由于苏联上司的提拔。

1934年10月，中共开始了两万五千里的大逃亡-长征。由于中共电报站被国民党捣毁，逃亡中的中共与苏联失去了联系。1935年1月，长征途中的中共在贵州遵义召开了一次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取消了由博古，周恩来，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德裔军事顾问李德组成的三人领导团，建立起以张闻天为首的集体领导。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遵义会议定下了军事指挥的集体领导方式，会议之后几乎每天都要召开政治局或常委的扩大会议，讨论作战计划和行军路线，所有军事决定都以集体讨论后进行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而定，然后再由军事首长朱德和周恩来下令来执行，毛泽东只能作为会议的参加者之一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他的意见并不是每次都得到大家的同意。比如，1935年3月10日，政治局开扩大会议，决定要去进攻一个叫打鼓新场的地方，唯独毛泽东坚决反对，威胁说，如果你们一定要打，我就辞职，结果大家说，你要辞就辞，真的举手通过了他的辞职要求。

尽管如此，毛泽东对自己在遵义会议上取得的小小胜利-成为最高军事指挥者周恩来的助手，颇为自傲，因为这是他首次依靠自己的力量，而非苏联人的帮助，在中共党内斗争中获胜。话说回来，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的胜利，对后来奠定他在中共党内最高领导地位并没有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毛泽东几年后在中共党内确立起至高无上的领导地位，靠的仍然是苏联人。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