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何谎称遵义会议确定自己领导地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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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 年 02 月 27 日 由 杭州伊萍

当中共走在两万五千里长征大逃亡之路上时，斯大林正在苏联国内开展大肃反（Great Purge）运动。斯大林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后，将列宁的少数核心领导人集中制进一步极权化，在苏联实行一个人的专政。同时，他还在苏联推行领袖个人崇拜体制，开动国家宣传机器对自己进行美化神化宣传，斯大林被捧为世界共产主义天才，全人类的导师，永不犯错的理论家，苏联人民亲爱的父亲，以及春天的太阳，等等。斯大林对权力有着炽热的追求，同时对自己权力所面临的威胁又有着极端的恐慌，至高无上的领袖对失去权力控制的极度恐慌，很快转化成全国所有人的日常恐怖，人民一不小心说一句不当的话，就有可能被解释成反对领袖斯大林或反革命，从而导致牢狱之灾，甚至可能遭到枪决。从斯大林二十年代中期上台，一直到他1953年死亡前夕，苏联五花八门的清洗运动一个接一个，打倒了托洛斯基反革命集团，又抓出布哈林特务集团，消灭了富农分子，又需要消灭民族主义分子，总之，旧的敌人被消灭了，新的敌人又冒出来，真真假假的敌人一茬又一茬，层出不穷。在斯大林的所有运动中，最有名杀人最多的就是1934年开始的大肃反运动，在大肃反运动的高峰-1937年到1938年，仅两年之间，就有一百五十多万苏联人被逮捕，六十八万多人被枪决，平均每天枪决1千人，令人发指。

斯大林除了在苏联国内树立起自己个人的至高无上权力，还通过共产国际，将领袖个人崇拜体制向其他共产主义阵营国家推广，在共产国际各卫星支部树立所谓的“标准负责人”，亲手选拔对他来讲靠得住的领袖来领导当地共产党，以减轻苏联的负担，使得卫星党支部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自我操作，又不会与他离心离德。而斯大林要挑选的正是像他自己那样敢于不择手段的小人，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会忠实地执行他的路线，只有这样的人才会心甘情愿接受他扶持上台，从而保证对斯大林的感恩戴德和忠心耿耿。斯大林向中共推广个人崇拜与苏联国内大肃反运动发生在同一时期，并非巧合，它们是斯大林为苏联做战争准备的两个不同方面，国内大肃反是为了消灭战争期间可能出现的第五纵队，向中共推广个人崇拜是为了减轻战争期间苏联的对外负担。

1935年7月，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在苏联召开，由于莫斯科与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之间通讯中断，共产国际对遵义会议毫不知晓。大会上，毛泽东的名字被破天荒地排在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和共产国际名誉主席台尔曼的后面，成为与当时共产国际两位最高领导人并列的唯一一位中共领导人。中国代表滕代远应邀在大会上第一个致贺词，宣读共产国际批准的发言稿：“我们对共产国际中有像季米特洛夫、台尔曼、毛泽东、拉科西和市川正一这样的英勇旗手而感到骄傲，他们在一切情况下都高举共产主义的伟大旗帜，并且保护和捍卫它，在列宁斯大林所创建的共产国际的旗帜下，领导群众走向胜利”。随后，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在发言中，也称赞毛是“出色的党内领袖和国家人材”。共产国际大会结束后，莫斯科媒体开始大肆宣传毛泽东，共产国际机关刊物与苏联党报《真理报》竞相刊登专文，介绍这位“中国人民传奇式的领袖”。《真理报》1935年12月发表了一篇长文，对毛泽东倍加称颂，吹捧毛“是最早认识到陈独秀投降主义政策必败并公开揭露其错误立场的人之一”，说他亲手“创建了屡战屡胜、威名大振的中国红军”，“创建了江西省的第一个苏维埃地区”，作为红军第一位党代表，参加了红军各次重大战役，培育了各级指挥骨干，具有丰富的军事经验。文章还对毛泽东进行几乎毫无事实依据的美化，歌颂毛泽东是中国“苏维埃国家的首脑”，来自人民，懂得百姓的心理，制定了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和新国家的许多基本法令，“充分显示了他作为国务活动家的非凡才能”，“十分出色地贯彻了党和共产国际的各项决议”。文章在结语中宣称：毛泽东具有“钢铁般的意志，布尔什维克的顽强，令人吃惊的大无畏精神，出色的革命统帅和国务活动家的天才，这就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具有的高贵品质”。显然，莫斯科对毛泽东最满意的是，第一，写下《湖南运动考察报告》，“公开揭露”了陈独秀的“错误立场”，第二，建立井冈山苏区，建立党严密控制的中共红军，是中共红军的第一位党代表，遵义会议根本无关紧要。

苏联对毛泽东的宣传，给毛泽东带来了国际名声，极大地影响了西方人对毛泽东的评价，美国记者斯诺和美国左派女作家史沫特莱等纷纷慕名到延安采访拜见毛泽东。苏联的宣传也给中共宣传机器后来美化神化毛泽东，在中国升起红太阳提供了初稿。

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标志着斯大林从此锁定毛泽东为中共最高领袖人选，中共1935年10月走完长征，到达陕北根据地，与苏联恢复联系后，共产国际开始推动将中共组织斯大林化的进程。所谓斯大林化，就是神化最高领袖，强化最高领袖个人权威，实行领袖个人崇拜，不允许任何党内反对派的存在，最高领导人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不择手段摧毁任何挑战者。

尽管有斯大林的力挺，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权力的建立仍然经历了一番曲折。毛泽东1943年1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回顾到：“1937年12月（中共政治局）会议，王明回国，进攻中央路线，我是孤立的”；周恩来1943年也检讨说，自己在王明回国后一段时间，“对王明的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有容忍和退让的地方”；张闻天在1943年写的《反省笔记》中则自我批评说：自己对王明回国后宣传的那一套，一度有过“迷惑”，不够“清醒”；毛泽东自己在那次政治局会议上最终也采取了忍让策略，服从了大多数人的意见，所以他说自己是“孤立的”。这些都说明，到1937年底，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绝对领导权威仍然没有建立起来，中共大多数高级官员们并不完全服从毛泽东的领导，听从毛泽东的意见。

1938年，苏联开始了新一轮吹捧毛泽东的宣传运动，把毛泽东推崇为军事战术战略家，宣称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术为丰富世界军事理论做出了贡献。同年，莫斯科还出版了美国记者斯诺写的采访毛泽东录-《红星照耀中国》的摘译本，把其中毛泽东对自己青年时代缺陷的一些自我批评删除。1938年8月，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接见即将回国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指示说：“一定要告诉全党，必须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1938年9月中旬，王稼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预备会上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明确表态，随后，中共召开了长达一个多月的六届六中全会，从9月29日开始，到11月6日才结束。毛泽东在会上做了连篇累牍的讲话，念了整整三天预先写好的讲话稿。在讲话稿中，毛泽东总结了中共发展的历史，宣称建党以来，中共战胜了陈独秀的右倾路线，又战胜了李立三的左倾路线，把遵义会议说成是中共历史的转折点，中共从此在他的领导下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还山寨列宁的把马克思主义与东方国家实际情况相结合的理论，提出了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毛泽东的这篇讲话标志着中共彻底走向斯大林化，毛泽东从此在中共党内迅速上升到至高无上，无人可以挑战的地位，保证了他在以后的党内斗争中无往而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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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中共党内领导地位的确立，是经过斯大林挑选，在共产国际的明确指令下才得以实现的。但是，如果真相公诸于世，毛泽东的领导权威就会遭到世人的蔑视，毛泽东作为领袖之光彩必然会在人民眼里黯然失色。毛泽东必须制造遵义会议的谎言，选择中共与苏联失联的时间段来作为自己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起点，以掩盖他被苏联人扶上台的事实，这样，红太阳才有可能升起，这与金日成必须隐瞒自己被斯大林“从零创造”扶持成朝鲜领袖的真相，抹杀靠中共抗美援朝保住自己权力的事实，以确保朝鲜人民对他的绝对崇拜是一个道理。斯大林非常明白这个道理，支持，甚至亲自帮助毛泽东金日成制造谎言，隐瞒真相，比如，苏联媒体早就把当年制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这些苏联人干的事归功到了毛泽东的头上。斯大林在1937年11月还写信指示毛泽东，让毛不要公开声明中国将走苏联的道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因为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体制，他建议毛泽东在对外公开讲话中要宣传中国将走一条自己的新道路，一条更加温和的民主道路，以吸引中国广大群众对中共的支持。

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走上圣坛时发表的讲话稿中，特别提到陈独秀和李立三的名字，他之所以这样做，背后有着意味深长的动机。当初列宁成立共产国际，出资在中国建立共产党，其目的是要在全球发动革命，建立共产主义大同世界。到了斯大林手中，共产国际和卫星共产党支部的最高任务变成了保卫苏联。斯大林1927年8月在作《国际形势和保卫苏联》的演讲中说：“谁绝对地，无条件地，公开地和忠实地捍卫苏联，保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谁就是国际主义者。谁想撇开苏联，谁就是反革命，谁就必然要滚到革命的敌人阵营里去”。被毛泽东点名的陈独秀和李立三，恰恰一个是明确反对保卫苏联，另一个是曾想要撇开苏联领导的两位前中共最高领导人。1929年中东路事件发生期间，早已被苏联解除中共总书记职务，但仍然是中共党员的陈独秀，曾针对共产国际下令中共“武装保卫苏联”，专门写信给中共中央，坚决反对“中国人在中国武装保卫苏联”，指出决不能简单地认为中国“广大群众都认同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中共中央接到陈独秀的信件后，奉共产国际之令，开除了陈独秀的中共党籍。至于李立三，世人普遍认为他是由于执行左倾‘立三路线’，军事上过于冒进，被剥夺中共领导权的，那其实只是共产国际的借口。李立三之所以丢掉中共负责人的职位，真正的原因是他想要撇开共产国际的领导。中共早在幼年时期就曾有意识地寻求自己的独立性，陈独秀认为，中共可以接受苏联的支援，但不能听从苏联的命令，无奈中共离开苏联无法存活，陈独秀的几次尝试注定只能以失败而告终。李立三成为中共实际领导人之后，又一次设法寻求中共的独立性，想要改变中共机械听命于共产国际指令的状况，认为中共应该站在中国革命的角度来解决问题。1930年10月，共产国际致信中共，指责说：“李立三同志玩弄了共产主义一切右派叛徒和左派叛徒破了产的理论，说共产国际不甚了解情况，说中国有特殊性，说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竟敢把对共产国际的忠诚同对中国革命的忠诚对立起来”。为纠正李立三的错误，共产国际将他召到苏联，专门召开了对他的批判会，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忠诚于共产国际，忠实于中国革命必须以忠实于国际革命为前提，后者的利益要远远高于前者。毛泽东在自己的报告中公开批判陈独秀和李立三，是在向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表态，自己绝不会像陈独秀那样反对斯大林的保卫苏联政策，也不会像李立三那样撇开共产国际的领导。毛泽东后来奉献中国人民的生命和鲜血抗美援朝，动机之一就是要向斯大林表达自己保卫苏联的一片心意。

王明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之后，与大多数向毛泽东俯首称臣的中共高官不同，他仍然敢于批评毛泽东，1940年曾揭露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搞的是联日联汪反蒋的统一战线。1942年，毛泽东的第一次大清洗-延安整风运动开始，王明在全党遭到批判，罪状之一就是对国民党不讲斗争，也就是周恩来检讨书中所谓的王明“投降主义”路线，暴露出毛泽东在抗日期间，不抗日，反而在中国抗日主力蒋介石背后插刀的真实面目。陈独秀，李立三，以及王明，虽然也不是多么伟大的人，但他们至少是比毛泽东更关心中国利益的中共党员，他们这样的人必定得不到斯大林的支持。在斯大林手下，优汰劣胜，只有最恶劣的人，只有不惜抛弃民族利益的人才有可能成为赢家。

当然，对毛泽东来讲，保卫苏联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保卫自己的权力，他可以抛弃民族利益来保卫苏联，以换取他个人的权力，但当他个人的权力受到威胁时，他又可以抛弃苏联，这是为什么斯大林死后，当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在苏联启动去斯大林化政策时，毛泽东与苏联分道扬镳。毛泽东对斯大林终身感恩，毛泽东也离不开斯大林模式，他这时皇权已经在握，可以不需要苏联，但他仍然需要斯大林模式来保住自己的皇位。与斯大林一样，毛泽东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期间，发动了一个接一个的运动，延安整风是第一次，1949年后，先是揪出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接着，反右，打倒彭德怀反革命集团，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叛徒刘少奇，破获林彪反党集团，等等，总之，对自己权力的安全性高度恐慌的毛泽东，必须不断地发动运动，才能保住自己从斯大林手中得到的皇位，因为他的这个皇位最初就不是以自己的德才来征服人心而得到的，从一开始就缺乏自信的底气和真正的合法性。毛泽东在崛起的道路上，不要说民心，就连大多数中共党员的拥戴都从来没有真正得到过，他一次次地被苏联人提升，但又一次次地被中共通过党内民主表决降职，让毛泽东自豪的遵义会议-他唯一一次没有苏联人帮助而在中共党内获得的胜利，得到的不过是一个给红一方面军前委书记当助手的机会，比起苏联人曾经给过他的红一方面军前委书记职位，实在是不足挂齿。不幸的是，中共是苏联人养育的儿子，必须依赖苏联才能生存，只能接受苏联人为他们选择的领袖。如果说中共早期的一些领袖比如陈独秀等人还怀有共产主义信仰，尚存一点为中国利益奋斗的信念，那么，自从毛泽东成为中共实际领袖后，中共的追求目标就完全变成了对权力的赤裸裸追求，一直到今天仍然如此。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