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连载：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大千世界

第一章 共产国际始终压制毛泽东吗？

2012年08月22日16:59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许多读者可能都知道，斯大林六十岁生日的时候，毛泽东写过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颂扬这位“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忠实朋友”。他那时对斯大林的热爱，可以说溢于言表。而十年之后，当斯大林过七十岁生日，毛泽东第一次有机会去莫斯科，握到他这位“忠实朋友”厚实的双手时，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却是一种充满了怨气的宣泄。他对斯大林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

毛泽东之所以会有抑制不住的委屈要向斯大林倾诉，当然是与俄国人有关。斯大林逝世后，有关莫斯科长期以来不信任他，甚至直接或间接地排挤他、打击他的经历，是毛泽东一度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话题。于是我们过去和今天几乎所有的书和文章都重复着同样的说法。但是，如果我们不仅仅局限于个别人的回忆，以及依据这些回忆编写的各种宣传读物，而是深入到历史事实当中来了解毛泽东与莫斯科关系的历史的话，那么，简单地把毛泽东与莫斯科的关系，看成是莫斯科对毛泽东压制和毛泽东与莫斯科斗争的历史，就未免太过片面了。即使我们把时间界定在毛泽东从参加革命到成为党的最重要领导人，也就是从1920—1935年遵义会议前后的这个阶段，我们恐怕也很难简单地同意那些缺乏深入考证和研究的说法，即所谓共产国际始终在压制和打击毛泽东。

一、毛泽东受到共产国际代表的“赏识”，“三大”即入选中央局

与我们今天许多读者了解的多少有些神化了的毛泽东不同，早年的毛泽东其实与相当一批年轻的共产党人一样，他们接触并且转向共产主义的时间很短促，投身于中国革命的各项准备都不是很充分。因此，他们不仅对俄国革命经验充满了迷信，渴望着来自俄国的直接的援助与干涉，而且开始时对来自莫斯科的指示都确实是像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孔步亦步，孔趋亦趋”，毫无保留地去理解、去执行。

具体到毛泽东来说，他恐怕也并不是我们过去一些书本上所说的那样，早早地就成了一个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那种革命者，早早就开始创立共产党了。他几乎到1920年，即中国有共产主义小组之日，都还是崇尚“呼声革命”、“无血革命”，主张一点一滴、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地去改造社会的。像五四时期多数青年人一样，他那个时候的思想还是一个自由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乃至新村主义的大杂烩，他崇尚过康有为、梁启超，崇尚过华盛顿，崇尚过克鲁泡特金，羡慕过武者小路……就是没有崇尚过马克思。在这里值得一提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19年7月毛泽东创办的《湘江评论》和他那篇有名的发刊词。他在其中特别比较了马克思和克鲁泡特金的主张。他显然认为马克思的主张太过激烈，说马克思的主张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主张“拼命的捣蛋”；而克鲁泡特金是温和的，并不想急于见效，且从平民的了解入手，主张人人要有点互助的道德和工作的自愿，这一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明确认为中国应当学克鲁泡特金的办法，“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有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

在五四爱国运动发生的1919年，毛泽东是一个典型的改良主义者。他不仅反对流血，而且身体力行地追随日本武者小路，尝试创造中国式的“新村”生活。他邀集几个朋友，计划在岳麓山建设一个新村，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他断言：“真欲使家庭社会进步者，不可徒言‘改良其旧’，必以‘创造其新’为志而后有济也。”要创造其新，首先要“以创造新生活为主体”。创造新生活，又非先创造新家庭不可。“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为了创造新家庭、新学校、新生活，毛泽东还力撰长文详加规划与解说。随着俄国革命成就的影响在中国越来越大，毛泽东也很称赞俄国人的努力。但是，直到1920年，他距离共产主义还相当遥远。他这时的志向很清楚，就是要从事那种由小变大的渐进的改良工作，而不是什么革命运动。

1920年，毛泽东绝大多数时间都在为驱逐当时的湖南督军张敬尧，实行“湖南自治”，而呕心沥血、奔走呼号。只要读一读他这时写的大量文章，就知道他是真心指望通过这种改良方式的驱张运动，促成一个新湖南的诞生。毛泽东思想的转变，也就是他对俄国的看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这一年春夏的北京、上海之行。因为这个时候，恰好是苏俄共产党的代表维经斯基在北京、上海积极活动的时期，两地的部分激进知识分子正在受到俄国革命思想的熏染，开始倾向革命，毛泽东和这些激进的知识分子走得很近，自然会受到影响。但是，促使他的思想根本发生转变，开始倾向于早期共产主义者的思想的，严格说来还是驱张运动的失败。因为，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虽然成功地赶走了张敬尧，结果又来了一个新督军赵恒惕，湖南一切照旧，这自然使性情本来就很急的毛泽东对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改良办法彻底失望。从1920年底以后，他终于放弃了改良的幻想，慨然长叹曰“看透了”，进而断言：“政治改良之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他在法国的好友蔡和森接连来信讲述有关俄国革命方式的种种益处，陈独秀的《新青年》以及《共产党》月刊也开始根据维经斯基等俄国人提供的材料，宣传引导俄国革命成功的列宁主义，这才促使他迅速地转向了革命。但显而易见的是，毛泽东毕竟刚刚从主张“无血革命”、“呼声革命”的改良思想上转变过来，他在谈到俄国革命的暴力手段时，还远不像后来那样表现得理所当然和理直气壮。他在这一年的12月写道：“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奈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毛泽东后来有一句众所周知的名言，叫做“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显然，毛泽东转向列宁主义，就是从他放弃政治改良一途，转而接受“这个恐怖的方法”开始的。到1921年初的时候，他已经不仅放弃了改良主张，而且根本放弃了无政府主义的观点。他当时写信告诉蔡和森说：你关于“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的说法，“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试问政权不在手，怎样去改造社会？”事实上，“非得政权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毛泽东对政权的高度重视，多半即源于此。

1921年以后，毛泽东逐步信仰了列宁主义，并很快就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少数成员之一。一旦成为共产党人，他就不得不开始为组织民众和发动革命奔波操劳，而他从《共产党宣言》等少数几本书本上了解到的浅显知识，显然还远不足以用来指导他的革命实践。因此，同当时多数年轻的共产党人一样，毛泽东渴望着来自莫斯科的指导与提携，相信：中国的改造“大部分都要靠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帮助”，特别是“必与俄国打成一片，一切均借俄助”。毕竟，这个时候的共产党只有那么几十个人，而且几乎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要成就俄国式的革命谈何容易？况且，俄国式的革命讲的是要靠千千万万觉悟的工人和士兵，特别是大工业中的产业无产阶级，中国这时有多少可以用来从事阶级革命的“产业无产阶级”呢？如果要把那些“无自觉、无训练、无组织”，分属这个“帮”、那个“帮”的工人群众都组织起来才能革命，中国何时才会有真正的革命发生因此，当1922年共产国际提出中国革命应当分两步走，先搞国共合作，发动广大民众首先反帝反军阀时，毛泽东立即举双手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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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毛泽东苏联观变化原因剖析
2012年08月22日17:16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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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的共产党，曾长期集合在莫斯科的周围，接受同一个指挥中心——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社会主义的苏联，特别是苏联共产党的领袖斯大林，在各国共产党人的心目中，毫无疑问曾长期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身为共产党人，并且极大地受益于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毛泽东，在这方面自然也绝难例外。中国革命刚一胜利，毛泽东就主动宣布新中国将向苏联“一边倒”，并迅速与苏联建立了互助同盟关系，清楚地反映出苏联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但是，曾几何时，中共与苏共之间竟反目为仇，双方关系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根本改变，这种改变甚至影响到双方国家关系一度竟处于紧张的战争边缘。同为共产党，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号称同志加兄弟，并且是战友加盟友，为什么竟会走到反目为仇、剑拔弩张的地步？这里面值得总结的原因很多，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一变化的过程中，毛泽东是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的。

毛泽东对苏联的态度何以会有如此之大的改变呢？中共党史的研究者喜欢强调两党间意识形态的斗争，而中外许多学者则喜欢把这一切归结为毛泽东强烈的民族主义观念。但单纯从意识形态或单纯从民族主义的角度，似乎都还不足以解释这个问题。事实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毛泽东对苏联看法的改变过程是渐进的和曲折的，而导致他改变对苏联看法的原因也是相当复杂的。如果我们一定要概括起来说，那么也至少应该从四个方面来加以解释：第一，是历史上的恩怨；第二，是毛泽东独特个性的作用；第三，是民族利益上的矛盾；第四，是革命理念上的歧异。以下仅就这四个方面分别加以分析说明。

关于历史上的恩怨

毛泽东与苏联的关系一向很复杂。青年时代，他就深受俄国革命的影响。我们已经知道，当年的中国青年学子几乎无不想方设法留日、留法、去南洋，而他想的却是“不如留俄。加入共产党之后，毛泽东又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最早提出“欲拯救中国唯有靠俄国的干涉”的共产党人当1935年中国革命遇到前所未有的严重挫折时，同样又是毛泽东最鲜明地主张：“打到苏联边界去……得到国际的指导与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军事上（得到）飞机大炮”，再来向东发展。当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中共已经相当壮大时，毛泽东对苏联更是寄予厚望，以致有苏联援助一定会来，“如果不来，杀我脑袋”的话由此不难想象，当1947—1949年中国革命眼看就要夺取全国政权之际，毛泽东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应当访问苏联，向斯大林当面请教建国方略并缔结互助同盟。他甚至力排众议，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公开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治外交路线。

说起来，在毛泽东的成长道路上，俄国人也确实助力颇多。正像我们已经谈到过的那样，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最早得到共产国际领导人称赞的一份中共文献。“朱毛红军”一度是莫斯科报纸上有关中国革命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名词。毛泽东的文集更是俄国人出版的第一部中共领导人的著作集。因此，毛泽东才能在党内“左”倾领导人的排挤下，不仅进入了政治局，而且最后成了得到莫斯科正式支持的中共领袖。如果没有莫斯科的多次干预，很难想象毛泽东会有后来那样的地位。

当然，所有这一切，毛泽东了解得很少。他长期感受到的是少数言必称苏联的留苏学生的歧视、压制和打击，那些断断续续发生在1930年代前半期的不愉快往事，给毛泽东留下了太深的印象。这里唯一的例外只有一个季米特洛夫，对这位共产国际后来的总书记在来自莫斯科的王明等人企图取得党的最高权力时于1938年公开出面支持了他，使他取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地位，毛泽东感念至深，但仅此并不足以使他对莫斯科领导集体的能力产生由衷的崇敬之情。越是在中国革命的实践当中证实自己的正确，他就越是认为，莫斯科在对待他的问题以及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犯了太多的错误。

领导中国革命的高度自信，导致毛泽东在确立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之后，迅速强调了独立自主。1940年代初，面对国共之间愈演愈烈的矛盾冲突，和莫斯科极力要求他与国民党妥协的做法，双方终于发生了明显的意见分歧。

毛泽东早在抗战开始之际就提出过一系列关于国民党与共产党“在阶级上根本是敌人”、“防人之心不可无”之类的策略原则，强调自我保护。后来，因为这一观点不能得到党内和军内多数领导人的理解与拥护，再加上王明从莫斯科回来带来共产国际关于“抗日高于一切”的指示，毛泽东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意见，一度致力于巩固与发展国共之间的统一战线随着1939年以后中共在敌后大规模独立发展局面的出现，国共之间围绕地盘和政权问题的摩擦与冲突愈演愈烈，毛泽东不得不重新开始高度重视与国民党的斗争问题。1939年秋天欧洲战争爆发前后，共产国际重新树起反对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政治旗帜，为他在思想上否定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强调斗争哲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观点表现出相当高度的政治热情。想不到，一年以后，德国威胁再度迫近苏联，共产国际重又强调统一战线，极力主张国共缓和。这种把苏联利益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的做法，使毛泽东难以理解。双方之间的意见分歧即由此一发而不可收。

围绕着1941年初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被歼一事而发生的争论，是毛泽东有生以来与莫斯科之间第一次直接发生重大意见分歧。他的确早就估计到国民党要有所动作，并一再提议对此作出反应，但莫斯科就是不相信。事变后他再度主张进行反击，又接连遭到拒绝。面对千辛万苦在江南发展起来的这支近万人的部队被国民党一举消灭，莫斯科方面甚至不愿做出任何毛泽东所期望的反应，毛泽东自然深受刺激。联系到抗战初期被迫放弃自己的意见，他明显地意识到，莫斯科并非像他那样关心中国革命的前途。维护中国革命利益的想法，促使他下决心走独立自主的道路。这一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以后，他拒绝在军事上采取莫斯科所建议的针对日军的战略牵制行动，清楚地显示出他与莫斯科的分歧所在

为了推行一条旨在自我保护的独立自主路线，毛泽东不得不乘着1942年俄国人自顾不暇的机会，发起了一场党内整风运动。这场运动原本只是为了让党的高级干部通过党史成败的对比来了解：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会有今天，就是因为毛泽东克服了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在高级干部中间整风所揭露出来的教条主义的种种劣迹，显然进一步激励了毛泽东破除迷信的勇气。当然，出于意识形态上的继承性，毛泽东没有也无法根本改变对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某种崇敬心理。他所以大量印发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有关指示作为全党整风学习文件，继续使用相当尊敬的语言谈论斯大林、季米特洛夫以及苏联党的地位和作用，如同他自己后来所说，正是因为他那个时候仍旧相信，只有斯大林才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因此，即使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后，当已经不再是共产国际总书记的季米特洛夫出面干预毛泽东对王明的处理的时候，他也依旧表现出相当的尊重

而再度使毛泽东深为不满的是，斯大林始终不把中国共产党放在应有的地位上。就在他于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满怀希望地在中共“七大”向全党宣布战后苏联一定会援助我们夺取革命胜利之后不久，苏共中央竟于抗战结束后发来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逼着他去与蒋介石讲和1946年，苏联方面更建议中国党学习法国共产党的经验，放弃独立武装，去当议员，去参加资产阶级的政府。到了1948年，当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已经明显地能够打败蒋介石国民党的时候，俄国人又怀疑毛泽东是“半个铁托”所有这些情况都极大地伤害了毛泽东的感情，使他还在建国之前就对斯大林和苏联开始在感情上存在隔阂。斯大林逝世后，他曾明确讲，还在他去莫斯科见斯大林之前，“从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因为斯大林给人的感觉“是站在别人的头上发号施令”这也就难怪，当苏共“二十大”开始批评斯大林之后，毛泽东几乎对每一位外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要大谈中共党内斗争的历史，讲当年俄国人如何相信王明那些留苏学生，不相信他、压制他、打击他。十分明显，他内心深处对历史上来自俄国人的那种压制和猜疑，始终耿耿于怀。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亦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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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象的是，毛泽东这时虽然谈到过“准备后事”的问题，但他显然认为他距离自己的“后事”还远。因此，他这时最关心的，其实还是中国不要出哥穆尔卡这样的人物。好在他对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基本上还是信任的，他虽然提到党内有少数动摇分子，形容他们像刮台风前的蚂蚁一样，鼻子灵得很，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他们就动摇了。但他这时提到的这种动摇分子，级别最高也就是“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说是他们受了波匈事件的鼓舞，“主张要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毛泽东形容他们是“墙上一蔸草，风吹两边倒。摇过来不是本心，摇过去才是本心”。最厉害的话是下面这么几句，即 “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

相信阶级斗争出现新动向，这是随着波匈事件的发生，特别是国内个别地区出现少数人闹事后毛泽东产生的新的联想。用他的话来说：“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举的例子是石家庄一个学校有部分学生闹事，说是“少数反革命分子乘机进行煽动，组织示威游行，说是要夺取石家庄广播电台，宣布来一个‘匈牙利’”。“北京清华大学，有个学生公开提出：‘总有一天老子要杀几千几万人就是了！’

根据历次运动的经验，这几个极端例子的具体事实如何，颇值得怀疑。毛泽东随后举过一个“典型的反革命”的例子，说的是一个支部书记公开贴出小字报，反对苏联出兵匈牙利。反对出兵干预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就算“反革命”，这即使在当时也显得有些牵强。包括毛泽东所举的那“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其实不过是新华社国际部的一两位干部，所主张也不过是在毛泽东派人征求他们看法时，私下提出来的一些希望党和国家吸取斯大林问题的教训，从制度上加强制约机制，政治上更加民主化的建议，本意并非就是要搞西方那一套。对此毛泽东也未必不清楚但抓住几个极端的例子，联系阶级成分或出身，进而把问题上纲上线，借机阐发自己的观点，这是毛泽东讲话的一向风格。而他这时想要强调的，就是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的观点。讲学生闹事，他说根子在高等院校的学生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背后又有那些“老于世故”的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民主党派；讲动摇分子，他说背景是因为他们出身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讲到我们相当一部分部长、副部长、司局长和省一级的干部，之所以在农业合作化以及统购统销等问题上表现右倾保守，他还是着眼于阶级出身和阶级成分，认定问题还是出在这些干部出身于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家庭，那些心怀不满的家里人讲了一些坏话，如此等等结果，所有的意见，不论提出的方式正当不正当，也不论善意恶意，只要在毛泽东看来有问题，就不可避免地被归结为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了。

当然，毛泽东这个时候的想法还是矛盾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基本完成，中共“八大”刚刚通过决议肯定阶级斗争不是越来越尖锐，不能看作主要矛盾，他一时还难以从理论上根本改变这一定论。因此，他这时虽然一再强调革命、斗争一万年以后还会有，理智上还没有把一切社会矛盾和党内分歧都看成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一方面肯定“还有资产阶级，还有地主、富农，还有恶霸和反革命。他们是被剥夺的阶级，现在我们压迫他们，他们心怀仇恨，很多人一有机会就要发作”；一方面又提出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比如不同意把所有工人罢工、学生示威都看成是反对共产党，并且明确批评“斯大林在很长时期内把这两类矛盾混淆起来了”，谁批评政府，批评共产党，就怀疑谁是敌人，就有坐班房甚至杀头的危险。他不是没有注意到波匈事件中有群众严重不满党和政府官僚主义的情绪，因而仍旧主张要允许批评，强调要加紧反对官僚主义，提出党要公开整风不过，毛泽东对于批评的界限是很清楚的，那就是，你只能长花，不能长草，“你长草，我就锄”。而这个花和草的界限就在于，凡是在毛泽东看来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就是花；凡是在毛泽东看来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就是草在这里，人治的色彩异常鲜明。因为这个“有利于”与“不利于”，全凭各级领导根据当时的政治气候来判断，完全没有可操作的具体的法律依据。

正因为如此，当毛泽东于1957年发动整风运动，意外地发现有太多的“蚂蚁出洞”时，他立刻想起了匈牙利事件，“蚂蚁”在毛泽东的眼里变成了“吃人的鲨鱼”。整风运动迅速转变成反右运动，阶级斗争的法宝又祭起来了。五十多万知识分子被打成了“右派”。

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强烈地感觉到笼统地反对个人崇拜有害无益，说正确的权威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否则，偌大一个党，偌大一个国家，包括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由谁来判断是非对错？他开始大谈要有正确的个人崇拜，说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中国党有些人也屈服于这种压力，要打倒个人崇拜。他们不知道，有些人打倒斯大林是有个人目的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我看还是列宁说得好。有人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得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

其实，毛泽东多少有点过虑了。斯大林问题的暴露，何尝曾经丝毫触动过他在党内一言九鼎的绝对权威地位呢？麻烦的只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斯大林死后，是否还需要另一个斯大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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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毛泽东引用列宁的话说：“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

从毛泽东随后的历次谈话中可以看出，对波匈事件，他印象最深的大概有两点：

第一是认为东欧一些国家反革命杀得太少了，因此稍有风吹草动，敌人才会有那么大的力量兴风作浪。在11月中旬举行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此有明确说法。他指出：我们杀了七十多万人，东欧就是没有大张旗鼓地杀人。革命嘛！阶级斗争不搞彻底怎么行。“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

第二是开始认定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揭批斯大林，就是要全盘否定斯大林。在同一次会上，他讲：我们共产党人只有两把对付敌人的“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斯大林主义。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批评苏联，这个领袖就是陶里亚蒂。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杀人，杜勒斯就拿起来耍了一顿”；“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丢掉了”；“你有多少资本呢？无非一个列宁，一个斯大林。你把斯大林丢了，把列宁也丢得差不多了……这很危险”

关于中苏之间围绕着斯大林问题所产生的意见分歧，此前还只是政治局一级的领导人了解。波匈事件后，毛泽东以极度不满的口吻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向全体中央委员讲了这番话，事实上是把两党之间的分歧在内部公开化了。毛泽东在讲话中甚至使用了“里通外国”的提法，警告“我们的高级干部、中级干部中，还有个别的人（不多）里通外国”，即“背着中央向外国人通情报”。他告诫他们：“这样的事就不要干了”，并且要求“送过情报的讲出来就完了，不讲，就要查，查出来就给适当的处分”。这里讲的“外国”，指的就是苏联。很显然，毛泽东对苏联的看法，正在发生某种复杂而微妙的变化。

波匈事件还明显地使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不像以往那么乐观了。一个多月前的那种兴奋和满足感消失了。当时他高兴地告诉苏联同志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从前我是睡不着觉的。我曾经跟尤金同志说过，一切都还不上轨道，穷得很，人总是不高兴。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开始高兴了，工作比较上轨道了，党内问题也比较上轨道了。”他甚至开始考虑“辞掉主席职务，想干个名誉主席”，“准备后事”了但如今，他又开始忧心忡忡了。他公开表示，过去说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百分之九十都已经消亡了，看来问题还不那么简单。社会主义国家出了一个贝利亚，大家就吃了一惊；后来又出了一个高岗，又吃了一惊；现在匈牙利出了那么多反革命，这就教育了我们。也就是说，像我们这样的人，也可能还会犯错误，如果斗不赢，就会被别人推下台去，让哥穆尔卡上台，把饶漱石抬出来，这不是没有可能的，大不了重新回到延安去把哥穆尔卡上台同出现贝利亚、高岗、饶漱石相提并论，这反映出毛泽东内心深处对党内斗争导致政权易手的问题，已开始予以高度的重视。

这个时候的毛泽东还没有把赫鲁晓夫与哥穆尔卡相提并论，但他对赫鲁晓夫的印象变得极差。他再三说，赫鲁晓夫这些人不仅不讲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缺乏革命道德。“你从前那么拥护，现在总要讲一点理由，才能转过这个弯来吧！理由一点不讲，忽然转这么一百八十度，好像老子从来就是不拥护斯大林的，其实从前是很拥护的”，这怎么行

1957年1月周恩来访问苏联、波兰和匈牙利。在莫斯科同赫鲁晓夫谈话时，根据毛泽东关于这次一定要捅穿一些问题的指示，周直截了当地向赫鲁晓夫等提出，在斯大林问题上，苏共领导人应当主动做自我批评，承担必要的责任，不能把问题都归结到斯大林一个人身上去。在1月17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举行的宴会当中，周恩来又当面逼问赫鲁晓夫：你们二十年来同斯大林一起共事，难道对助长斯大林个人专断、思想僵化、狂妄自大等等错误的发展没有责任？如果不怕杀头的话，你们至少也可以少作些助长斯大林错误发展，多做些约束斯大林错误的事情嘛！为什么你们丝毫不做自我批评呢？但米高扬当场表示：当时的情况下，除非像对付贝利亚一样，把斯大林捉起来，否则别无办法。而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则异口同声地说：斯大林独断独行，根本没有可能进言。如果密议捉斯大林，那么被捉的将不是斯大林，一定是我们自己。在还没有庐山会议以及“文革”那样惨痛经历的情况下，周恩来对赫鲁晓夫等人的解释显得很难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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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泽东说：“对波匈，苏军可以撤出，让它们独立自主嘛”  

1956年9月下半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八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中，除了毛泽东因为对米高扬在致辞中不提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贡献不满，负气没有出席米高扬致辞的那次会议，并在饭桌上狠狠地把斯大林和苏联党挖苦了一番以外，中共中央丝毫也没有表现出与苏共中央之间存在着意见分歧。不仅如此，无论是在刘少奇的政治报告当中，还是在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当中，都对苏共“二十大”做了积极的评价，并特别肯定了“二十大”反对个人神化的“重要功绩”。只不过，邓小平在报告中特别强调说，我们党其实早就反对突出个人和歌功颂德的做法了，并且长期以来就是由集体而不由个人来决定重大的问题的

据当年为苏中两国领导人做过翻译的一位俄国人回忆，还在斯大林去世后不久，中共领导人就曾明确地讲过：斯大林去世后，国际革命运动的领袖就属毛泽东了不论这种说法是否准确，1956年斯大林问题暴露后，中国共产党人心理上确实出现了某种优越感。他们明显地认为，自己在许多方面，比如理论联系实际、党的领导体制、党群关系以及肃反政策的把握等等，都做得比苏联好。既然如此，谁还会去对照检查自己的问题呢？毛泽东早就认定，斯大林有许多错误。但在斯大林还处于一种神话地位的时候，无论是对斯大林，还是对苏联，像毛泽东说过的那样，中国共产党人除了公开崇拜以外，完全没有批评的可能。因此，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抱有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态，他不满意报告打倒一切的调子，却不止一次地高度评价赫鲁晓夫的做法，说赫鲁晓夫勇敢地揭开了盖子，从而解放了思想。在他看来，斯大林问题的揭露至少证明了他久已存在的看法，即苏联的经验并不都那么令人羡慕。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问题不顾后果并且是明显偏激的做法，更让毛泽东看不起苏联党新一代领导人的政治能力。这也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上对米高扬致辞中没有提到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特经验与理论贡献这件事会生那么大的气。

如果说这时的斯大林问题曾经给毛泽东带来过一些积极的思考的话，那么，大概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如何认识社会主要矛盾这个问题了。毛泽东这时明显地赞同苏共对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愈前进阶级斗争就愈尖锐这一错误公式的批评，这在一向强调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毛泽东来说，几乎可以说是一段很特殊的现象。中共“八大”之所以提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疾风暴雨式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逐渐转变为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与此不无关联。毕竟，这一年里，农民实现了集体化，城市工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正在加速完成中，过去意义上的地主和资产阶级即将不复存在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再搞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确实也没有必要了。因此，他不止一次地提到，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只剩下百分之十的职能了，就是那百分之十也主要是用于对外的。从这一点出发，当年处于同样情况下的斯大林，确实没有必要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放生产力了。毛泽东明确讲，斯大林那时之所以仍旧到处寻找斗争对象，到处捉人杀人，继续进行阶级斗争，根本上是认识没有跟上形势的发展，不相信群众，所以天天恐慌。当国家只有一个党专政的时候，更应该注意听取反面的意见。比如，民主党派不也是天天骂我们吗？只要不登在报纸上，听听也没有什么不好

然而，满足于中国现实政治的成功与经验，满足于自己的理念与睿智，并不能使毛泽东从斯大林的悲剧中看到自己的问题和真正吸取教训。随着波匈事件的发生，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化了。

由于对斯大林暴行的揭露，从1956年春天开始，东欧各国党已经不得不开始为那些因为同样原因而被镇压的共产党人恢复名誉。仅波兰政府4月27日宣布的，必须恢复名誉的共产党人，就有八万人之多6月28日，波兰爆发了有名的波兹南事件，事件最初纯粹是由于经济原因而起的。但波兰当时面临的经济危机和人们对政府的普遍不满，使得一家机械工厂工人的抗议活动引发了对政府机关的冲击，而波兰地方军警的镇压又造成了数十人死亡和数百人受伤，结果发生了严重的政治事件。

波兹南事件发生后，波兰党7月18—28日召开了中央全会，苏共中央派代表团参加，企图要波兰党公开承认骚乱是一起有敌对势力挑唆的政治事件，但波兰党坚持把事件限制在局部的和经济的范围之内，坚持认为工人对生活状况的不满是主要原因，并且在随后完全违背苏联人的意愿，宣布将恢复因主张独立自主而被开除出党和遭到关押的前第一书记哥穆尔卡的职务，并有意解除从苏联回来担任政治局委员和国防部长要职的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职务。

波兰出现的情况使莫斯科大为惊慌和恼怒，担心波兰可能脱离华沙条约组织，转向西方。赫鲁晓夫因此下令派兵对华沙取包围态势。与此同时，赫鲁晓夫、莫洛托夫、米高扬等飞往华沙，准备强行干预波兰党10月19日准备召开的党的中央全会的选举结果。在19—20日的会谈中，两党领导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但在波兰党领导人再三保证没有脱离华沙条约的意图，并愿意努力使罗索科夫斯基留在政治局内之后，赫鲁晓夫也做了让步，同意不干预哥穆尔卡的当选，并将部队撤回基地。

让赫鲁晓夫更加手足失措的是，波兰这边还未平息，匈牙利那边又发生了连锁反应。在波兰为哥穆尔卡恢复党籍之后，匈牙利舆论强烈要求为一年前被解除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并被开除党籍的纳吉平反。匈牙利共产党迫于舆论压力，于10月14日宣布为这位因为反对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和主张政治上更加宽容的纳吉恢复党籍。哥穆尔卡在赫鲁晓夫代表团飞往华沙干预之后仍然当选第一书记，更进一步激起了匈牙利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响，群众开始大量集会游行，要求纳吉上台、自由选举，甚至高呼撤走苏军的口号。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格罗没有采取安抚的政策，更不打算让纳吉复职，而是发表了态度强硬的演说，与群众形成了严重的对立10月23日，示威群众企图冲进广播大厦，保安警察被迫开枪，结果引发了一场骚乱。据当天夜里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报告说，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已陷入混乱，警察无力应付，调入国防军一个营试图恢复秩序，反而被群众缴械，匈牙利国防部长明确表示希望苏军干涉。

还在10月21日，即哥穆尔卡当选波兰党第一书记的当天，中共中央接到了尤金送来的苏共中央来信，通知中共说波兰情况严重，有脱离社会主义阵营的危险，希望中共中央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去紧急磋商。毛泽东当晚召开会议，确定同意派刘少奇率团去莫斯科，并很快约见了尤金，告知了他这一情况。谈话中，毛泽东明显地认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引发事件起了不好的作用。他特别强调：“斯大林是需要批判的，但是，批判的方式，我们有不同意见。还有若干问题，我们是不同意的。”

第二天，毛泽东通过新华社得知赫鲁晓夫率团前往波兰，并派兵包围华沙的情况。当晚毛泽东再度召集紧急会议，研究对策。毛倾向于反对出动苏军去干涉波兰党内部事务。经过讨论，与会者取得了一致的看法。23日凌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再度会见尤金，通知他说，中共中央认为波兰问题虽然有反革命分子在其中活动，但有广大群众参加，看来不像马上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倒向西方。波兰党要改组，是波兰党内部事务，不能用强迫的办法阻止其改组。通过适当的让步和平等的合作，是可能使波兰党继续留在社会主义阵营内的。会见后，刘少奇即率团启程飞往莫斯科

23日晚，当刘少奇一行到达莫斯科时，才知道苏军事实上并没有进入华沙，赫鲁晓夫到华沙后已发现原来的怀疑有误，因此，波兰危机的信号已经基本解除。苏方已不反对波兰改组和哥穆尔卡当第一书记。但就在赫鲁晓夫向刘少奇等通报波兰情况时，他接到苏军元帅朱可夫的电话，得知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出现严重骚乱，匈国防部长要求驻匈苏军开进布达佩斯，帮助恢复那里的秩序。刘少奇随后打电话给毛泽东，毛泽东认为情况不明，不宜表态，但内心明显地是不赞同的。

24日，刘少奇、邓小平等应邀出席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参加讨论波匈事件，得知苏军已经开进布达佩斯。刘少奇在发言中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明确认为波匈事件的重要原因是苏联过去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强加于人的政策在两国积怨过深，造成了群众对苏联的普遍不满。因此，他要求苏方从波匈事件中吸取教训，深刻检讨他们处理国家关系以及党的关系时所犯的错误。

在刘少奇一行留在莫斯科期间，格罗被迫下台，刚刚得到平反的卡达尔担任了匈牙利共产党第一书记，纳吉成为政府总理。对此，苏联方面明确地表示了支持的态度。但是，由于匈牙利军队和警察已经分崩离析，苏军只是帮助首都布达佩斯维持秩序性质，所派军队人数过少，匈牙利国内各地的骚乱迅速漫延，形成严重的无政府局面。再加上西方自由电台极力煽动，边境开放，反苏的民族情绪得到充分释放，各党派拒不加入新政府，致使新政府毫无权威性可言，全国形势更趋混乱。

27日，纳吉政府宣布在苏军的援助下，已经肃清了反革命暴乱。第二天，为迁就国内因苏军干涉而难以平息的激进情绪，纳吉等在与苏共中央代表米高扬等协商后，又公开宣布，不仅苏军将会尽快撤离布达佩斯，并逐步撤出匈牙利，而且曾经参与过镇压行动的国家保安警察部队也将予以解散。

在苏军开始准备撤离布达佩斯的29日，赫鲁晓夫等会见了刘少奇，说明波兰、匈牙利等都提出了要苏联撤退在两国国土上的苏军的要求，他们担心整个华沙条约组织将会因此而崩溃，从而便利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阵营的破坏。刘少奇明确表示苏军最好不要退出，有必要保持华沙条约组织的存在。但毛泽东得到消息后却坚持认为，有必要给予东欧各国以政治上、经济上的平等地位。他在当天的电话中说，苏联对东欧国家应该更开放些，驻军也可以撤离，华沙条约也可以和它们商量，满足它们独立自主的要求。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进一步与赫鲁晓夫进行了会谈，但赫鲁晓夫对此表示怀疑。刘少奇因此问赫鲁晓夫：如果苏方不让步，不撤军，人家退出华沙条约怎么办？比如匈牙利，如果退出华沙条约的政府得到群众的拥护，你们怎么办？反复讨论的结果，赫鲁晓夫也深感问题棘手，同意了中共中央的意见

30日上午，苏方将米高扬关于匈牙利全国局势发展的进一步的报告送交给中共代表团看。报告称，匈牙利反苏反共的气氛已难以控制，各地都有不少共产党人被杀，苏军撤离，匈牙利必然倒向西方，因此，必须考虑根本方针问题。中共代表团看后颇感吃惊，讨论了一天，也没有能够得出统一的意见。刘少奇晚上通过电话再度请示毛。毛泽东表示：把撤出和进攻的两种办法都向苏联同志提出来，跟他们商量。他的意见是最好让反革命多暴露一些

当天晚上，根据中共代表团的建议，中苏双方举行了紧急会议。刘少奇、邓小平等开始力主苏军重新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去，坚决维护共产党政权。赫鲁晓夫则强调说，现在的形势，已经不是单纯把苏军开回布达佩斯所能解决的了。要出兵，就意味着必须要冒对匈牙利实行全国占领的巨大风险。这很可能会引起西方世界的强烈反应，引发国际干预，必须十分慎重。会议未能就此达成一致意见

31日，形势发生重要变化。一是纳吉正式宣布匈牙利准备退出华沙条约组织，这意味着匈牙利政府已经决心脱离社会主义阵营；二是传来英法两国为争夺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向埃及政府提出了最后通牒，正准备出兵埃及的消息，美国大使秘向苏联寻求协商，西方国家利用苏军出兵匈牙利共同向苏联发难的可能性当不存在。注意到这种情况，赫鲁晓夫的腰杆儿又硬了起来。苏共中央主席团经过一天的讨论，做出了出兵的决定。

第二天，苏军大举出兵匈牙利，很快平息了那里持续了一周之久的全国性骚乱，重新建立了一个以卡达尔为首的亲苏的匈牙利共产党政府。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此颇感满意，他们不止一次地提到这件事，说这是我们劝说苏联同志的结果。

新鲜人

在刘少奇一行留在莫斯科期间，格罗被迫下台，刚刚得到平反的卡达尔担任了匈牙利共产党第一书记，纳吉成为政府总理。对此，苏联方面明确地表示了支持的态度。但是，由于匈牙利军队和警察已经分崩离析，苏军只是帮助首都布达佩斯维持秩序性质，所派军队人数过少，匈牙利国内各地的骚乱迅速漫延，形成严重的无政府局面。再加上西方自由电台极力煽动，边境开放，反苏的民族情绪得到充分释放，各党派拒不加入新政府，致使新政府毫无权威性可言，全国形势更趋混乱。

27日，纳吉政府宣布在苏军的援助下，已经肃清了反革命暴乱。第二天，为迁就国内因苏军干涉而难以平息的激进情绪，纳吉等在与苏共中央代表米高扬等协商后，又公开宣布，不仅苏军将会尽快撤离布达佩斯，并逐步撤出匈牙利，而且曾经参与过镇压行动的国家保安警察部队也将予以解散。

在苏军开始准备撤离布达佩斯的29日，赫鲁晓夫等会见了刘少奇，说明波兰、匈牙利等都提出了要苏联撤退在两国国土上的苏军的要求，他们担心整个华沙条约组织将会因此而崩溃，从而便利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阵营的破坏。刘少奇明确表示苏军最好不要退出，有必要保持华沙条约组织的存在。但毛泽东得到消息后却坚持认为，有必要给予东欧各国以政治上、经济上的平等地位。他在当天的电话中说，苏联对东欧国家应该更开放些，驻军也可以撤离，华沙条约也可以和它们商量，满足它们独立自主的要求。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进一步与赫鲁晓夫进行了会谈，但赫鲁晓夫对此表示怀疑。刘少奇因此问赫鲁晓夫：如果苏方不让步，不撤军，人家退出华沙条约怎么办？比如匈牙利，如果退出华沙条约的政府得到群众的拥护，你们怎么办？反复讨论的结果，赫鲁晓夫也深感问题棘手，同意了中共中央的意见

30日上午，苏方将米高扬关于匈牙利全国局势发展的进一步的报告送交给中共代表团看。报告称，匈牙利反苏反共的气氛已难以控制，各地都有不少共产党人被杀，苏军撤离，匈牙利必然倒向西方，因此，必须考虑根本方针问题。中共代表团看后颇感吃惊，讨论了一天，也没有能够得出统一的意见。刘少奇晚上通过电话再度请示毛。毛泽东表示：把撤出和进攻的两种办法都向苏联同志提出来，跟他们商量。他的意见是最好让反革命多暴露一些

当天晚上，根据中共代表团的建议，中苏双方举行了紧急会议。刘少奇、邓小平等开始力主苏军重新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去，坚决维护共产党政权。赫鲁晓夫则强调说，现在的形势，已经不是单纯把苏军开回布达佩斯所能解决的了。要出兵，就意味着必须要冒对匈牙利实行全国占领的巨大风险。这很可能会引起西方世界的强烈反应，引发国际干预，必须十分慎重。会议未能就此达成一致意见

31日，形势发生重要变化。一是纳吉正式宣布匈牙利准备退出华沙条约组织，这意味着匈牙利政府已经决心脱离社会主义阵营；二是传来英法两国为争夺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向埃及政府提出了最后通牒，正准备出兵埃及的消息，美国大使秘向苏联寻求协商，西方国家利用苏军出兵匈牙利共同向苏联发难的可能性当不存在。注意到这种情况，赫鲁晓夫的腰杆儿又硬了起来。苏共中央主席团经过一天的讨论，做出了出兵的决定。

第二天，苏军大举出兵匈牙利，很快平息了那里持续了一周之久的全国性骚乱，重新建立了一个以卡达尔为首的亲苏的匈牙利共产党政府。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此颇感满意，他们不止一次地提到这件事，说这是我们劝说苏联同志的结果。

新鲜人

三、毛泽东说：“对波匈，苏军可以撤出，让它们独立自主嘛”  

1956年9月下半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八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中，除了毛泽东因为对米高扬在致辞中不提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贡献不满，负气没有出席米高扬致辞的那次会议，并在饭桌上狠狠地把斯大林和苏联党挖苦了一番以外，中共中央丝毫也没有表现出与苏共中央之间存在着意见分歧。不仅如此，无论是在刘少奇的政治报告当中，还是在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当中，都对苏共“二十大”做了积极的评价，并特别肯定了“二十大”反对个人神化的“重要功绩”。只不过，邓小平在报告中特别强调说，我们党其实早就反对突出个人和歌功颂德的做法了，并且长期以来就是由集体而不由个人来决定重大的问题的

据当年为苏中两国领导人做过翻译的一位俄国人回忆，还在斯大林去世后不久，中共领导人就曾明确地讲过：斯大林去世后，国际革命运动的领袖就属毛泽东了不论这种说法是否准确，1956年斯大林问题暴露后，中国共产党人心理上确实出现了某种优越感。他们明显地认为，自己在许多方面，比如理论联系实际、党的领导体制、党群关系以及肃反政策的把握等等，都做得比苏联好。既然如此，谁还会去对照检查自己的问题呢？毛泽东早就认定，斯大林有许多错误。但在斯大林还处于一种神话地位的时候，无论是对斯大林，还是对苏联，像毛泽东说过的那样，中国共产党人除了公开崇拜以外，完全没有批评的可能。因此，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抱有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态，他不满意报告打倒一切的调子，却不止一次地高度评价赫鲁晓夫的做法，说赫鲁晓夫勇敢地揭开了盖子，从而解放了思想。在他看来，斯大林问题的揭露至少证明了他久已存在的看法，即苏联的经验并不都那么令人羡慕。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问题不顾后果并且是明显偏激的做法，更让毛泽东看不起苏联党新一代领导人的政治能力。这也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上对米高扬致辞中没有提到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特经验与理论贡献这件事会生那么大的气。

如果说这时的斯大林问题曾经给毛泽东带来过一些积极的思考的话，那么，大概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如何认识社会主要矛盾这个问题了。毛泽东这时明显地赞同苏共对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愈前进阶级斗争就愈尖锐这一错误公式的批评，这在一向强调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毛泽东来说，几乎可以说是一段很特殊的现象。中共“八大”之所以提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疾风暴雨式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逐渐转变为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与此不无关联。毕竟，这一年里，农民实现了集体化，城市工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正在加速完成中，过去意义上的地主和资产阶级即将不复存在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再搞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确实也没有必要了。因此，他不止一次地提到，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只剩下百分之十的职能了，就是那百分之十也主要是用于对外的。从这一点出发，当年处于同样情况下的斯大林，确实没有必要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放生产力了。毛泽东明确讲，斯大林那时之所以仍旧到处寻找斗争对象，到处捉人杀人，继续进行阶级斗争，根本上是认识没有跟上形势的发展，不相信群众，所以天天恐慌。当国家只有一个党专政的时候，更应该注意听取反面的意见。比如，民主党派不也是天天骂我们吗？只要不登在报纸上，听听也没有什么不好

然而，满足于中国现实政治的成功与经验，满足于自己的理念与睿智，并不能使毛泽东从斯大林的悲剧中看到自己的问题和真正吸取教训。随着波匈事件的发生，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化了。

由于对斯大林暴行的揭露，从1956年春天开始，东欧各国党已经不得不开始为那些因为同样原因而被镇压的共产党人恢复名誉。仅波兰政府4月27日宣布的，必须恢复名誉的共产党人，就有八万人之多6月28日，波兰爆发了有名的波兹南事件，事件最初纯粹是由于经济原因而起的。但波兰当时面临的经济危机和人们对政府的普遍不满，使得一家机械工厂工人的抗议活动引发了对政府机关的冲击，而波兰地方军警的镇压又造成了数十人死亡和数百人受伤，结果发生了严重的政治事件。

波兹南事件发生后，波兰党7月18—28日召开了中央全会，苏共中央派代表团参加，企图要波兰党公开承认骚乱是一起有敌对势力挑唆的政治事件，但波兰党坚持把事件限制在局部的和经济的范围之内，坚持认为工人对生活状况的不满是主要原因，并且在随后完全违背苏联人的意愿，宣布将恢复因主张独立自主而被开除出党和遭到关押的前第一书记哥穆尔卡的职务，并有意解除从苏联回来担任政治局委员和国防部长要职的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职务。

波兰出现的情况使莫斯科大为惊慌和恼怒，担心波兰可能脱离华沙条约组织，转向西方。赫鲁晓夫因此下令派兵对华沙取包围态势。与此同时，赫鲁晓夫、莫洛托夫、米高扬等飞往华沙，准备强行干预波兰党10月19日准备召开的党的中央全会的选举结果。在19—20日的会谈中，两党领导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但在波兰党领导人再三保证没有脱离华沙条约的意图，并愿意努力使罗索科夫斯基留在政治局内之后，赫鲁晓夫也做了让步，同意不干预哥穆尔卡的当选，并将部队撤回基地。

让赫鲁晓夫更加手足失措的是，波兰这边还未平息，匈牙利那边又发生了连锁反应。在波兰为哥穆尔卡恢复党籍之后，匈牙利舆论强烈要求为一年前被解除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并被开除党籍的纳吉平反。匈牙利共产党迫于舆论压力，于10月14日宣布为这位因为反对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和主张政治上更加宽容的纳吉恢复党籍。哥穆尔卡在赫鲁晓夫代表团飞往华沙干预之后仍然当选第一书记，更进一步激起了匈牙利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响，群众开始大量集会游行，要求纳吉上台、自由选举，甚至高呼撤走苏军的口号。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格罗没有采取安抚的政策，更不打算让纳吉复职，而是发表了态度强硬的演说，与群众形成了严重的对立10月23日，示威群众企图冲进广播大厦，保安警察被迫开枪，结果引发了一场骚乱。据当天夜里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报告说，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已陷入混乱，警察无力应付，调入国防军一个营试图恢复秩序，反而被群众缴械，匈牙利国防部长明确表示希望苏军干涉。

还在10月21日，即哥穆尔卡当选波兰党第一书记的当天，中共中央接到了尤金送来的苏共中央来信，通知中共说波兰情况严重，有脱离社会主义阵营的危险，希望中共中央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去紧急磋商。毛泽东当晚召开会议，确定同意派刘少奇率团去莫斯科，并很快约见了尤金，告知了他这一情况。谈话中，毛泽东明显地认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引发事件起了不好的作用。他特别强调：“斯大林是需要批判的，但是，批判的方式，我们有不同意见。还有若干问题，我们是不同意的。”

第二天，毛泽东通过新华社得知赫鲁晓夫率团前往波兰，并派兵包围华沙的情况。当晚毛泽东再度召集紧急会议，研究对策。毛倾向于反对出动苏军去干涉波兰党内部事务。经过讨论，与会者取得了一致的看法。23日凌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再度会见尤金，通知他说，中共中央认为波兰问题虽然有反革命分子在其中活动，但有广大群众参加，看来不像马上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倒向西方。波兰党要改组，是波兰党内部事务，不能用强迫的办法阻止其改组。通过适当的让步和平等的合作，是可能使波兰党继续留在社会主义阵营内的。会见后，刘少奇即率团启程飞往莫斯科

23日晚，当刘少奇一行到达莫斯科时，才知道苏军事实上并没有进入华沙，赫鲁晓夫到华沙后已发现原来的怀疑有误，因此，波兰危机的信号已经基本解除。苏方已不反对波兰改组和哥穆尔卡当第一书记。但就在赫鲁晓夫向刘少奇等通报波兰情况时，他接到苏军元帅朱可夫的电话，得知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出现严重骚乱，匈国防部长要求驻匈苏军开进布达佩斯，帮助恢复那里的秩序。刘少奇随后打电话给毛泽东，毛泽东认为情况不明，不宜表态，但内心明显地是不赞同的。

24日，刘少奇、邓小平等应邀出席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参加讨论波匈事件，得知苏军已经开进布达佩斯。刘少奇在发言中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明确认为波匈事件的重要原因是苏联过去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强加于人的政策在两国积怨过深，造成了群众对苏联的普遍不满。因此，他要求苏方从波匈事件中吸取教训，深刻检讨他们处理国家关系以及党的关系时所犯的错误。

华盛顿人

二、毛泽东不满地说：“我那个时候被扔到茅坑里去了，搞得很臭”

毛泽东是一个有着强烈个性的领导人。他很看重他靠枪杆子打下来的一切，并且很相信自己的计算与经验。对于那些“下车伊始，咿哩哇啦”，动不动就搬出些书本教条来教训人的党的领导人，毛泽东从来不大买账。偏偏六届四中全会前后，共产国际一面高度重视留苏学生，一面明令中共中央要把工作重点从城市转到苏区来。结果大批留苏学生陆续回国，对国内工作情况尚未熟悉，就纷纷被委以重任，派入苏区。这批学生，大多数经历都与博古类似，与毛泽东这些土生土长的干部比较起来，因为喝过洋墨水，懂得许多教条，因而自视很高以外，还深受苏共党内“路线”斗争的熏陶，学会了凡事上纲上线，搞“无情斗争，残酷打击”那一套。因此，他们到中央苏区来，不可避免地要与毛泽东发生激烈冲突。

还在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不久，中共中央就派了一个代表团到中央苏区来传达贯彻四中全会精神。他们来后因基本肯定了毛泽东当时主持的反“AB团”的斗争，毛泽东也接受了他们关于在军事上必须集中兵力实行“进攻路线”的意见，因此两方面相处一度还算融洽。但即使这样，他们中一些刚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学生，仍旧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与毛泽东发生了矛盾。毛泽东批评他们动辄引经据典、上纲上线、搞“本本主义”，他们说毛泽东是“狭隘经验论”，甚至声称“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因此，毛泽东在背后给这些从城里来的“钦差大臣”起了一个绰号，叫做“洋房子先生”。

当第二批“洋房子先生”于1932年浩浩荡荡地来到苏区后，在苏区中央局中的力量对比就明显地不利于毛泽东了。当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军事形势强调生存第一时，从博古中央到中央局的大多数人都极力鼓吹攻打大城市的“进攻路线”，指责毛是“等待主义”和“纯粹防御路线”。刚一得知10月初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与毛泽东发生争论，博古、张闻天等就明确主张取消毛泽东的军权，并对周恩来曲折地替毛辩护表示不满，认为周是调和派。临时中央反对毛泽东的斗争由此开端。

当然，反对毛泽东的斗争从一开始就不同于博古他们在莫斯科所经历的那些运动。博古到底还不是那种喜欢整人的人，看问题也颇多书生气。苏区争论的消息传来，他一面表示：对毛“应该作坚决的斗争”，一面仍强调：“要估计到泽东在苏区红军中的威信”。远东局代表虽然对毛泽东总爱固执己见极为不满，但在同意中央局关于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门主持苏维埃政府工作和公开批评毛的同时，也还是不能不强调“应该说服教育，并继续吸收他参加领导机关的工作”。

最有意思的是，远东局的电报发出不过一周时间，莫斯科就来电严厉禁止对毛泽东采取任何组织措施。为此，远东局不能不接连致电苏区中央局更正自己的说法，称：周恩来的意见是对的，一部分同志责备恩来为调和派是不正确的。路线斗争固然必要，“同时必须估计到保证领导一致在目前的重要意义”。“关于与泽东同志的态度，我们重复说：甲、以说服的态度，设法争取他赞成积极斗争的路线……乙、我们反对现在将他召回，如果他服从党的纪律，在目前采取这一步骤，将给红军与政府以极严重的影响。

博古中央是1932年10月下旬得到莫斯科关于迁往中央苏区的电令的。几个月后，即1933年初，上海最后一批“洋房子先生”都先后搬到苏区来了。奇怪的是，来到这集中了大批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的中央苏区，博古等人竟没有谁想到过应当“交权”。唯一了解情况的周恩来又一向不喜欢多事，共产国际既未提出，他亦不便提起此事。其他原中共中央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或不清楚上海权力移交时的情况，或以为此即共产国际意图，因此，临时中央到苏区后，除了增加原来的政治局委员外，博古等人依旧继续坐在先前的职位上。甚至，原来还说是临时中央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博古可多管一些一般工作，到苏区后第一次会议上讨论分工时，大家干脆一致推举年纪最轻的博古“把总”。博古虽然推让了一下，架不住多数与会者异口同声。结果，就出现了一个名正言顺的“博古中央”。

博古中央到中央苏区后，自然要想办法具体掌握中央苏区的军政权力，这就难免要过毛泽东这一关，因为苏区这时省县一级的领导人，大都还是毛泽东任上任命的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干部。一方面只会照本宣科的博古等人看不惯凭经验办事的大多数土生土长的干部，另一方面这些地方干部对那些“下车伊始，咿哩哇啦”的“钦差大臣”式的新领导人，也总有些格格不入。因此，在苏联学到的那一套路线斗争的法宝就派上了用场。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即因此而起。

罗明，当时是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因其主管的闽西区地处苏区边缘，实为游击区，形势复杂多变，群众工作困难，因此坚持必须采取区别于中心区的灵活政策，结果被中央组织局主任李维汉揪住狠批。博古见状，也就毫不客气地指责罗明是中央苏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从而导致了一场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在中共早期的历史上，公开祭出“路线斗争”的旗号，大规模地打击持不同意见的干部，这算得上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这次所谓“路线”斗争，从闽西区斗到粤赣边区，再斗到江西区，进而又斗到闽赣边，最后甚至斗到红军高层，整整斗了一年时间，把整个中央苏区打了一个遍。连批带斗，连撤带关，轻而易举地把所有流露不满情绪的原苏区干部统统打了下去，所有重要位置被大批到来的留苏学生和博古他们信得过的人尽行占去。毛泽东虽因受到莫斯科和上海方面点名保护，未遭厄运，到底也还是成了间接斗争的对象。他之所以被夺去政府主席的职务，只给了一个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虚名，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毛泽东见到此种情形，只好借养病为名，生闷气、躲清闲，很长一段时间除了跑到农村去搞搞调查，在病床上看看书，几乎无所事事。但也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躲过了随时可能被划入打击对象的1933年，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党内不再引人注目。同为留苏学生，又是政治局重要负责人的张闻天，1933年2月来到瑞金以后，长达一年半的时间对毛泽东毫不了解，就是这种情况的写照。张闻天回忆说，到苏区一年半，毛泽东“究竟他是个什么人，他有些什么主张与本领，我是不了解，也并没有想去了解过的”，当时确实“不重视毛泽东同志”

张闻天何许人？他先后去过日本和美国留学，虽然都是半途而返，但五四时期已开始发表并翻译文学作品，小有一些名气。1925年加入中共后不久即被派赴苏联留学，在中山大学毕业后成为少数升入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的中国学生之一，在苏联整整留学五年。论学历、党龄以及理论训练，他都明显高于博古。不仅如此，1931年博古还只是团中央书记时，他就先于博古一步被米夫点名推荐进了中央，接替去苏区的沈泽民，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就直接当了中央宣传部长。以张闻天这样举足轻重，又自视颇高的政治局常委，全面负责理论宣传工作，竟丝毫不了解，也不想了解毛泽东，不难想象毛这时“韬晦”之深。

其实，毛泽东这时也未必就是存心韬晦。毛泽东自宁都会议上因防御与进攻、分散与集中的军事路线问题与“洋房子先生”们争论失败，被解除军职后，对周恩来接替指挥一度并不看好。他曾专门留下话来，说明如前方需要，他还可以回来。言外之意，你不行了，就来找我。

自从上井冈山以来，毛泽东多数时间是当书记，大半在做党的工作，实际上他是以党治军，大部分时间是花在军事问题上的，是在指挥作战中度过的。因此，正如周恩来所评价的，他的兴趣和特长多在军事方面。多年来军事斗争的成功，根据地的扩大，不断地增强着他指挥军事的信心。学历只及中专，既没有系统地研读过理论，又没有喝过洋墨水的毛泽东，不论如何不服气，这个时候在马列理论方面也只能下狠心找些有关的书籍报纸去学习，断不至于拿他对列宁主义理论的那些知识去和满嘴“马列”的留苏学生比个高低。可是在军事方面，毛泽东却相当自信。因为，在他看来，那些从未指挥过打仗，特别是不熟悉农民游击战争特点的“洋房子先生”，怕是只会拿着一些教条和口号在纸上谈兵而已。

然而，周恩来到底也不是留苏学生，他1924年就开始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了，并且参加过学生军东征，后来更是直接负责指挥过上海的工人武装起义。他在军队中工作和接触武装斗争的时间都比毛泽东要更早。因此，接掌军权后，他虽然基本上按照远东局的指示，执行了所谓的“进攻路线”，一度仍旧取得了较好的战绩。1933年2月至3月，周恩来和朱德指挥部队在黄陂和草台冈一连击溃国民党三个师，创下了一个月内连俘三名师长的记录。临时中央来后，毛泽东一度也曾想过重提宁都会议的争论问题，但博古当即拿出这一反第四次“围剿”的战绩来，毛自然也就不便再争论什么了。事实上，毛泽东自己也承认：这是国民党发动对江西苏区“围剿”以来“败得最惨的一次”。

到了1933年9月，莫斯科又通过上海方面送来一个中文名字叫李德的在苏联专门学过军事的德国人，俨然一副国际代表的架势，派头极大，说是派来做军事顾问的，而他上面还有一个叫佛雷德的共产国际高级军事代表在上海遥控指挥。至此，毛泽东在军事上就更加没有插嘴的机会了。因此，不论他服气与否，他一年多时间安于养病，搞农村调查，做点一般性的政府工作，如领导什么查田运动之类，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大千世界

24日，刘少奇、邓小平等应邀出席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参加讨论波匈事件，得知苏军已经开进布达佩斯。刘少奇在发言中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明确认为波匈事件的重要原因是苏联过去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强加于人的政策在两国积怨过深，造成了群众对苏联的普遍不满。因此，他要求苏方从波匈事件中吸取教训，深刻检讨他们处理国家关系以及党的关系时所犯的错误。

在刘少奇一行留在莫斯科期间，格罗被迫下台，刚刚得到平反的卡达尔担任了匈牙利共产党第一书记，纳吉成为政府总理。对此，苏联方面明确地表示了支持的态度。但是，由于匈牙利军队和警察已经分崩离析，苏军只是帮助首都布达佩斯维持秩序性质，所派军队人数过少，匈牙利国内各地的骚乱迅速漫延，形成严重的无政府局面。再加上西方自由电台极力煽动，边境开放，反苏的民族情绪得到充分释放，各党派拒不加入新政府，致使新政府毫无权威性可言，全国形势更趋混乱。

27日，纳吉政府宣布在苏军的援助下，已经肃清了反革命暴乱。第二天，为迁就国内因苏军干涉而难以平息的激进情绪，纳吉等在与苏共中央代表米高扬等协商后，又公开宣布，不仅苏军将会尽快撤离布达佩斯，并逐步撤出匈牙利，而且曾经参与过镇压行动的国家保安警察部队也将予以解散。

在苏军开始准备撤离布达佩斯的29日，赫鲁晓夫等会见了刘少奇，说明波兰、匈牙利等都提出了要苏联撤退在两国国土上的苏军的要求，他们担心整个华沙条约组织将会因此而崩溃，从而便利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阵营的破坏。刘少奇明确表示苏军最好不要退出，有必要保持华沙条约组织的存在。但毛泽东得到消息后却坚持认为，有必要给予东欧各国以政治上、经济上的平等地位。他在当天的电话中说，苏联对东欧国家应该更开放些，驻军也可以撤离，华沙条约也可以和它们商量，满足它们独立自主的要求。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进一步与赫鲁晓夫进行了会谈，但赫鲁晓夫对此表示怀疑。刘少奇因此问赫鲁晓夫：如果苏方不让步，不撤军，人家退出华沙条约怎么办？比如匈牙利，如果退出华沙条约的政府得到群众的拥护，你们怎么办？反复讨论的结果，赫鲁晓夫也深感问题棘手，同意了中共中央的意见

30日上午，苏方将米高扬关于匈牙利全国局势发展的进一步的报告送交给中共代表团看。报告称，匈牙利反苏反共的气氛已难以控制，各地都有不少共产党人被杀，苏军撤离，匈牙利必然倒向西方，因此，必须考虑根本方针问题。中共代表团看后颇感吃惊，讨论了一天，也没有能够得出统一的意见。刘少奇晚上通过电话再度请示毛。毛泽东表示：把撤出和进攻的两种办法都向苏联同志提出来，跟他们商量。他的意见是最好让反革命多暴露一些

当天晚上，根据中共代表团的建议，中苏双方举行了紧急会议。刘少奇、邓小平等开始力主苏军重新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去，坚决维护共产党政权。赫鲁晓夫则强调说，现在的形势，已经不是单纯把苏军开回布达佩斯所能解决的了。要出兵，就意味着必须要冒对匈牙利实行全国占领的巨大风险。这很可能会引起西方世界的强烈反应，引发国际干预，必须十分慎重。会议未能就此达成一致意见

31日，形势发生重要变化。一是纳吉正式宣布匈牙利准备退出华沙条约组织，这意味着匈牙利政府已经决心脱离社会主义阵营；二是传来英法两国为争夺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向埃及政府提出了最后通牒，正准备出兵埃及的消息，美国大使秘向苏联寻求协商，西方国家利用苏军出兵匈牙利共同向苏联发难的可能性当不存在。注意到这种情况，赫鲁晓夫的腰杆儿又硬了起来。苏共中央主席团经过一天的讨论，做出了出兵的决定。

第二天，苏军大举出兵匈牙利，很快平息了那里持续了一周之久的全国性骚乱，重新建立了一个以卡达尔为首的亲苏的匈牙利共产党政府。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此颇感满意，他们不止一次地提到这件事，说这是我们劝说苏联同志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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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泽东说：“对波匈，苏军可以撤出，让它们独立自主嘛”  

1956年9月下半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八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中，除了毛泽东因为对米高扬在致辞中不提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贡献不满，负气没有出席米高扬致辞的那次会议，并在饭桌上狠狠地把斯大林和苏联党挖苦了一番以外，中共中央丝毫也没有表现出与苏共中央之间存在着意见分歧。不仅如此，无论是在刘少奇的政治报告当中，还是在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当中，都对苏共“二十大”做了积极的评价，并特别肯定了“二十大”反对个人神化的“重要功绩”。只不过，邓小平在报告中特别强调说，我们党其实早就反对突出个人和歌功颂德的做法了，并且长期以来就是由集体而不由个人来决定重大的问题的

据当年为苏中两国领导人做过翻译的一位俄国人回忆，还在斯大林去世后不久，中共领导人就曾明确地讲过：斯大林去世后，国际革命运动的领袖就属毛泽东了不论这种说法是否准确，1956年斯大林问题暴露后，中国共产党人心理上确实出现了某种优越感。他们明显地认为，自己在许多方面，比如理论联系实际、党的领导体制、党群关系以及肃反政策的把握等等，都做得比苏联好。既然如此，谁还会去对照检查自己的问题呢？毛泽东早就认定，斯大林有许多错误。但在斯大林还处于一种神话地位的时候，无论是对斯大林，还是对苏联，像毛泽东说过的那样，中国共产党人除了公开崇拜以外，完全没有批评的可能。因此，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抱有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态，他不满意报告打倒一切的调子，却不止一次地高度评价赫鲁晓夫的做法，说赫鲁晓夫勇敢地揭开了盖子，从而解放了思想。在他看来，斯大林问题的揭露至少证明了他久已存在的看法，即苏联的经验并不都那么令人羡慕。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问题不顾后果并且是明显偏激的做法，更让毛泽东看不起苏联党新一代领导人的政治能力。这也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上对米高扬致辞中没有提到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特经验与理论贡献这件事会生那么大的气。

如果说这时的斯大林问题曾经给毛泽东带来过一些积极的思考的话，那么，大概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如何认识社会主要矛盾这个问题了。毛泽东这时明显地赞同苏共对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愈前进阶级斗争就愈尖锐这一错误公式的批评，这在一向强调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毛泽东来说，几乎可以说是一段很特殊的现象。中共“八大”之所以提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疾风暴雨式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逐渐转变为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与此不无关联。毕竟，这一年里，农民实现了集体化，城市工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正在加速完成中，过去意义上的地主和资产阶级即将不复存在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再搞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确实也没有必要了。因此，他不止一次地提到，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只剩下百分之十的职能了，就是那百分之十也主要是用于对外的。从这一点出发，当年处于同样情况下的斯大林，确实没有必要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放生产力了。毛泽东明确讲，斯大林那时之所以仍旧到处寻找斗争对象，到处捉人杀人，继续进行阶级斗争，根本上是认识没有跟上形势的发展，不相信群众，所以天天恐慌。当国家只有一个党专政的时候，更应该注意听取反面的意见。比如，民主党派不也是天天骂我们吗？只要不登在报纸上，听听也没有什么不好

然而，满足于中国现实政治的成功与经验，满足于自己的理念与睿智，并不能使毛泽东从斯大林的悲剧中看到自己的问题和真正吸取教训。随着波匈事件的发生，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化了。

由于对斯大林暴行的揭露，从1956年春天开始，东欧各国党已经不得不开始为那些因为同样原因而被镇压的共产党人恢复名誉。仅波兰政府4月27日宣布的，必须恢复名誉的共产党人，就有八万人之多6月28日，波兰爆发了有名的波兹南事件，事件最初纯粹是由于经济原因而起的。但波兰当时面临的经济危机和人们对政府的普遍不满，使得一家机械工厂工人的抗议活动引发了对政府机关的冲击，而波兰地方军警的镇压又造成了数十人死亡和数百人受伤，结果发生了严重的政治事件。

波兹南事件发生后，波兰党7月18—28日召开了中央全会，苏共中央派代表团参加，企图要波兰党公开承认骚乱是一起有敌对势力挑唆的政治事件，但波兰党坚持把事件限制在局部的和经济的范围之内，坚持认为工人对生活状况的不满是主要原因，并且在随后完全违背苏联人的意愿，宣布将恢复因主张独立自主而被开除出党和遭到关押的前第一书记哥穆尔卡的职务，并有意解除从苏联回来担任政治局委员和国防部长要职的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职务。

波兰出现的情况使莫斯科大为惊慌和恼怒，担心波兰可能脱离华沙条约组织，转向西方。赫鲁晓夫因此下令派兵对华沙取包围态势。与此同时，赫鲁晓夫、莫洛托夫、米高扬等飞往华沙，准备强行干预波兰党10月19日准备召开的党的中央全会的选举结果。在19—20日的会谈中，两党领导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但在波兰党领导人再三保证没有脱离华沙条约的意图，并愿意努力使罗索科夫斯基留在政治局内之后，赫鲁晓夫也做了让步，同意不干预哥穆尔卡的当选，并将部队撤回基地。

让赫鲁晓夫更加手足失措的是，波兰这边还未平息，匈牙利那边又发生了连锁反应。在波兰为哥穆尔卡恢复党籍之后，匈牙利舆论强烈要求为一年前被解除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并被开除党籍的纳吉平反。匈牙利共产党迫于舆论压力，于10月14日宣布为这位因为反对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和主张政治上更加宽容的纳吉恢复党籍。哥穆尔卡在赫鲁晓夫代表团飞往华沙干预之后仍然当选第一书记，更进一步激起了匈牙利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响，群众开始大量集会游行，要求纳吉上台、自由选举，甚至高呼撤走苏军的口号。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格罗没有采取安抚的政策，更不打算让纳吉复职，而是发表了态度强硬的演说，与群众形成了严重的对立10月23日，示威群众企图冲进广播大厦，保安警察被迫开枪，结果引发了一场骚乱。据当天夜里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报告说，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已陷入混乱，警察无力应付，调入国防军一个营试图恢复秩序，反而被群众缴械，匈牙利国防部长明确表示希望苏军干涉。

还在10月21日，即哥穆尔卡当选波兰党第一书记的当天，中共中央接到了尤金送来的苏共中央来信，通知中共说波兰情况严重，有脱离社会主义阵营的危险，希望中共中央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去紧急磋商。毛泽东当晚召开会议，确定同意派刘少奇率团去莫斯科，并很快约见了尤金，告知了他这一情况。谈话中，毛泽东明显地认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引发事件起了不好的作用。他特别强调：“斯大林是需要批判的，但是，批判的方式，我们有不同意见。还有若干问题，我们是不同意的。”

第二天，毛泽东通过新华社得知赫鲁晓夫率团前往波兰，并派兵包围华沙的情况。当晚毛泽东再度召集紧急会议，研究对策。毛倾向于反对出动苏军去干涉波兰党内部事务。经过讨论，与会者取得了一致的看法。23日凌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再度会见尤金，通知他说，中共中央认为波兰问题虽然有反革命分子在其中活动，但有广大群众参加，看来不像马上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倒向西方。波兰党要改组，是波兰党内部事务，不能用强迫的办法阻止其改组。通过适当的让步和平等的合作，是可能使波兰党继续留在社会主义阵营内的。会见后，刘少奇即率团启程飞往莫斯科

23日晚，当刘少奇一行到达莫斯科时，才知道苏军事实上并没有进入华沙，赫鲁晓夫到华沙后已发现原来的怀疑有误，因此，波兰危机的信号已经基本解除。苏方已不反对波兰改组和哥穆尔卡当第一书记。但就在赫鲁晓夫向刘少奇等通报波兰情况时，他接到苏军元帅朱可夫的电话，得知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出现严重骚乱，匈国防部长要求驻匈苏军开进布达佩斯，帮助恢复那里的秩序。刘少奇随后打电话给毛泽东，毛泽东认为情况不明，不宜表态，但内心明显地是不赞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