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连载：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华盛顿人

二、毛泽东认定斯大林是好心犯错误，是认识上的问题

毛泽东与莫斯科之间围绕着斯大林的评价问题，究竟分歧何在呢？严格说来，赫鲁晓夫即使在秘密报告当中，也并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他开篇即明确肯定了“斯大林在准备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中，在国内战争中以及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在各国共产党就报告未能对斯大林做出总体的科学评价这一点表示出不满之后，苏共中央更是进一步在文章和决议中肯定斯大林“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强调他是一个理论家和大组织家，领导了党反对各种敌人的斗争，“获得了巨大的威信和声望。

毛泽东与莫斯科之间围绕着斯大林评价问题的分歧，说到底是因为对斯大林错误性质及其程度的看法有异。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虽然提到了斯大林的几方面问题，但给人印象最深和引起世人震惊的，是他肆无忌惮地滥杀自己的同志。可是，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强调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毛泽东，并不认为是特别严重的问题。

毛泽东估计，斯大林不过杀了一百万人，其中一定还有不少真的反革命。也就是说，斯大林的错误仅仅是个肃反扩大化问题。从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角度，不杀掉那些罪大恶极的“东霸天、西霸天”，人民就抬不起头来。至于肃反扩大化，不仅苏联有，就是中共历史上也有过，它是共产党人为了革命的目的，在认识上和政策上出现失误的结果，不能看成是不可饶恕的罪过

既然斯大林的错误仅仅是个认识问题，那么，无论是对赫鲁晓夫过分强调斯大林的残暴，还是对他把斯大林的错误归因于个人崇拜，毛泽东都不以为然。从3月31日与苏联大使的谈话当中，毛泽东一句没有提到个人崇拜的问题，就可以看出，他并不同意莫斯科关于斯大林犯错误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个人崇拜的观点几天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陈伯达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起草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与会者显然都同意毛泽东的看法，认为：“斯大林的错误不能统统归结为个人崇拜，从根本上说还是主观不符合客观，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是思想方法问题。这也正是为什么，虽然中共中央形式上也强调应当反对个人崇拜，但在悬挂领袖画像的问题上，其他活着的领袖画像都被取掉了，毛泽东却欣然同意自己的画像“挂就挂吧！”

根据这一精神起草，经毛泽东亲笔修改，并由中央政治局成员讨论通过的这篇“《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对莫斯科所强调的个人崇拜问题只是从理论上作了某种分析，整篇文章的重点，放在了毛泽东所再三强调的错误“难免论”上，强调共产党所从事的事业前无古人，不可能不犯错误。说斯大林犯错误，主要是因为“骄傲了，不谨慎了，他的思想里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再加上接受和鼓励个人迷信，实行个人专断，这才“对于某些重大问题做出了错误的决定，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但无产阶级专政优越于资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就在于，无产阶级能够自己发现错误和改正错误，而资产阶级的错误“是无法克服的”。据此，毛泽东特别加写了一段充分肯定斯大林的话，称“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断定斯大林犯错误的主要原因第一是难免，第二是认识偏差，毫无疑问是基于斯大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个最基本的判断。按照毛泽东的逻辑，只要斯大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那么，不论他犯有多大的错误，也终究不过是些错误而已，并且肯定是在不自觉的情况下为了革命的目的所犯的错误。那么，何以判断犯有如此大错的斯大林仍然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呢？在毛泽东看来，问题很明显，因为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仍旧是共产党的天下，仍旧坚持的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制度。这才是评价斯大林问题的最大的是非。

不过，无论是叫斯大林的错误，还是叫斯大林的暴行，这里面最让共产党人感到尴尬和困惑的，也正是这个制度问题。共产党通过革命取得政权，运用阶级独裁的方式巩固政权，本来就备受崇尚所谓“民主与自由”的资本主义各国舆论的攻击。赫鲁晓夫等人极力把斯大林的错误同个人崇拜现象联系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生怕人们会由此联想到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上去，生怕人们会提出质问：如果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为什么斯大林在世时，你们不仅不能纠正这些残暴行为，而且人人自危，不得不推波助澜？

秘密报告泄露后，苏联党并未能逃脱来自西方世界的强大的舆论压力，甚至就连多数欧洲国家的共产党人，也不能不批评赫鲁晓夫不应仅仅用个人崇拜和斯大林的性格缺点来解释问题。意大利共产党领袖陶里亚蒂发明了一个词，叫做民主的“退化”，得到欧洲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响应。那意思是说，列宁在世时和苏联建国初期，其党和国家还是比较民主的，斯大林独裁之后，苏联的民主明显地“退化”了

斯大林的问题究竟是个人崇拜造成的呢，还是因为民主“退化”了呢？根据随后一步步披露出来的材料，斯大林问题的严重性要远远超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所谈到的内容。用“退化”这个词未必能确切地说明问题的根源。

据查，基洛夫被害，多半就是与联共（布）党内当时还存在着的某种民主形式有关。比如，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当时代表们可以进行不记名投票，而不是举手表决。比如，基洛夫还可以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不赞成斯大林的意见。但正因为如此，基洛夫不幸在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比斯大林多得了数百票。但这样一点民主并不能阻止斯大林擅改投票结果，更不能阻止对基洛夫的刺杀。参加这次投票的大会代表和新选出来的这一届中央委员，乃至各地党政基层领导人之所以随后大部分均被镇压，原因也显而易见。

经过调查，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98人被害，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1225名正式代表中1108人被害。报告没有提到的各加盟共和国的党政负责人以及各级代表大会的代表等，被害的比例甚至更高。俄罗斯联邦州党委和执委成员90％被镇压，多数市、地方和区党委均被摧毁。苏联红军及海军中的高级将领也没能逃出厄运。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前，苏联五个元帅中的三个，四个一级指挥员中的三个，以及所有的集团军军长、几乎所有的师长和旅长、半数的团长、绝大部分政治委员，多达约五万重要的军事政治干部被杀，更多的干部遭到清洗。战争爆发时，只剩下7％的军官受过高等军事教育，75％的军官担任他们的职务不到半年时间。仅1936—1939年间，苏联因为政治原因被清洗和杀害的人数有数百万人之多，远远超过毛泽东估计的100万何况，这些人也并不是毛泽东所说的那些社会上的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东霸天、西霸天”，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斯大林自己的同志和他们无辜的家属！

已知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仅被囚禁和被流放的人数，也已超过1000万人，这更是远远超过当时中国关管的200多万人。最为令人震惊的是，所有这些屠杀自己同志的命令，大都是斯大林亲自批准的。据已经公开的档案，1938年8月20日一天斯大林就亲手批准枪决了所谓“人民敌人”及其家属735人；当年12月12日斯大林一次亲手批准枪决的军事干部及其家属更是创记录地达到3167人。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他还大量杀害共产国际领导人和东欧国家共产党领导人，波兰、德国、匈牙利、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意大利、英国、法国、比利时、西班牙、芬兰、荷兰、土耳其等国共产党在苏联的大批干部，几乎都被杀害。相反，那些被本国政府逮捕关押的共产党人却大都活了下来。斯大林还使用各种暗杀手段到海外去除掉自己的政敌，如暗杀托洛茨基及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铁托等。在斯大林指挥下尤为触目惊心的一次集体屠杀外国人的行动，是已经众所周知的卡廷森林事件。在1941年，继解散波兰共产党，杀害了其在苏联及欧洲的几乎所有党的干部以后，斯大林竟然又一次下令枪杀了两万多名被俘的波兰军官和在押的其他波兰人

采取这样一种几近病态的野蛮屠杀来对付自己的同志，能够被说成是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或其他革命的目的，在认识上出现偏差而犯的“不自觉”的“错误”吗？能够简单地用斯大林个人品质不好或什么个人崇拜之类的理由来加以解释吗？甚至，单纯用民主发生“退化”的说法也不能说得清楚。因为，假定苏联党和国家真的曾经有过比资本主义国家略为完善些的民主体制，很难想象斯大林能够如此容易地取得独裁者的地位和对自己人大开杀戒。

应该说，毛泽东这时并非真的不了解斯大林问题存在着另一个方面的教训。用毛泽东政治秘书胡乔木当时的说法就是：“苏联揭露出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最暴虐的统治。毛主席日思夜想就想走出一条比苏联好的路子来。

毛泽东当时曾讲过这样的话，说斯大林如此严重地破坏法制，这在英、法、美这些西方国家就不可能发生。美国发展快，其政治制度必有可学习之处。我们反对它，只是反对它的帝国主义。到底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看来还是几个党好。共产党要万岁，民主党派也要万岁。他并且说过：斯大林晚年把封建主义的精神实质带进了共产主义运动中，他所推行的那种政治方法是以在党内进行间谍活动为基础的，不仅造成了一系列无端的怀疑与不信任，迫使同志们干出许多卑鄙的和恐怖的行为，而且使人民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然而，他显然是赞同苏共中央关于在革命的条件下，必须对民主进行某种程度限制的说法的。他虽然认识到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存在着值得借鉴的可能限制斯大林现象生长的某些长处，却相信自己身上不存在斯大林那样的问题，用不着对自己进行监督和限制。过分的自信，使他明显地不相信任何人，更不可能重视那种建立在严密的法律制度之下的社会监督体制。因此，他坚决反对任何企图在政治制度方面向西方学习的想法

不知道是因为受到太多传统思维模式的束缚，还是为了共产党的利益不得不尽力维护社会主义的声誉，即使是欧洲国家的共产党当时也没有人公开指责苏联的“社会主义”太过专制。当然，多数欧洲国家的共产党，包括少数党内分歧较大的东欧国家执政党，由于斯大林问题的暴露受到强大的舆论压力，不得不增加关于民主与自由的话题，甚至开始公开主张社会主义的不同模式。但对于像苏联这样一些牢牢地掌握着统治权的共产党来说，从自身制度和体制的严重缺陷上来考虑问题的必要性，似乎并不被看得特别紧要。甚至就连“退化”这样的字眼儿，莫斯科听起来也极不舒服。

7月初，苏共中央就专门发表声明，坚持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苏维埃民主，是当今世界上最充分的民主。不仅今天如此，就是斯大林时代也是如此，否则就不能解释，何以苏联能够在空前短的时间内建立起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实现农业集体化，并且粉碎了世界上最凶恶的德日两大法西斯战争机器。它坚持认为，绝对不能从制度方面去寻找原因。声明强调，苏维埃被迫对民主做过一些限制，这在资本主义世界包围下是不得已的，它并不能成为产生斯大林残暴行为的一个原因。斯大林的问题，还是因为斯大林性格太过粗暴，因为有贝利亚这样的坏人控制着国家安全机关，特别是由于存在着严重的个人崇拜，才使得任何反对他的行为成为不可能。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对他的任何反对都会为人民所不理解。

几方面的意见比较起来，欧洲党认为斯大林问题有民主“退化”的背景，苏共中央强调个人品质和个人崇拜，毛泽东则认定是好心犯错误，属于认识问题，共产党阵营内部已是各唱各的调了。

华盛顿人

第十四章 马、恩、列、斯—毛？
2012年08月22日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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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开始，在全世界就开始了批判斯大林的政治浪潮。对斯大林草菅人命、残酷镇压的大胆揭露，本来是俄国人自己开始的。但奇怪的是，直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初，围绕着要不要取消天安门广场高高矗立着的斯大林的巨幅画像，最高领导层里还颇多犹豫和争论。结果，在世界共产党国家中，中国是最后一个在公共场合摘掉斯大林画像的，也是最后一个停止公开为斯大林进行辩护的。而当初决定这样做的，竟然都是毛泽东。

与斯大林有过如此多积怨的毛泽东，为什么会在斯大林死后高举斯大林的旗帜，甚至至死不渝地捍卫斯大林？比较一下同样与斯大林有过相当深的积怨，同样是共产党领导人的铁托，在苏共“二十大”后对斯大林的种种严厉批判，毛泽东的态度确实令人有点难以理解。于是，各种猜测纷至沓来。有人估计，毛泽东当时就已经在考虑自己的身后事了，为斯大林辩护不过是想以此来防止自己死后中国会出现同样的局面。而更多的人则相信，毛泽东同情、理解斯大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思想体系与斯大林颇多接近，两人在对马克思主义主要观点的理解上，几乎是一脉相承的。

那么，究竟应当怎样理解这个问题呢？

一、苏共“二十大”风波骤起，毛泽东拒绝摘掉斯大林的像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几乎是迅速走上了非斯大林化的道路。苏联的非斯大林化之所以来得如此突然：一是斯大林的专制、多疑和由此而生的频繁的政治清洗，在其周围的领导人当中造成了极度的恐惧心理，几乎没有人希望看到突然出现脑溢血的斯大林从昏迷中重新苏醒过来，自然，也没有人希望再出现一个新的斯大林继续这种恐怖政治二是斯大林的国际国内政策无法适应已经变化了的形势，导致战后苏联不仅没有从紧张的状态下解脱出来，反而陷入到新的紧张状态之中，而过度重视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所造成的社会经济生产的畸形发展，使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社会上特别是高级干部当中普遍存在着希望变革的心理。斯大林刚刚去世，苏共中央政治局对外马上就要求中朝两党马上结束朝鲜战争，对内则迅速公开平反在斯大林主持下造成的冤假错案，甚至在党内公开检讨斯大林时代的各种问题，包括个人崇拜所造成的恶果，都很实在地反映了这种情况。

斯大林死后发生在苏联党自身的这种政策调整，不可避免地会带有权力斗争的明显痕迹。而在苏联党内争夺权力的这场角力当中，能否取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其他大党的支持，对新一代党的领导人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正因为存在着这样一种十分特殊的背景，再加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斯大林过去的一些做法始终耿耿于怀，因此，这种情况不仅没有使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变得疏远，反倒是使它们一度变得更加接近起来了。

1954年10月，刚刚在苏共党内权力斗争中占据了优势地位的新领导人赫鲁晓夫，为了取得共产党国家中最大的执政党中国党的认可与支持，做了极大的努力。他不仅亲自率团来华参加新中国五周年国庆纪念，而且不顾党内的反对意见，坚持要向中国提供规模宏大的援建项目，帮助中国从长期落后的经济状况中摆脱出来因此，他此行与中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增加援助的重要协定，并取消了过去斯大林强加给毛泽东的一些明显不平等的协定。最直接地推动了中国基础工业建设的156个项目的援建计划，就是在这次访问期间正式承诺并签署下来的。不难想象，赫鲁晓夫此举给毛泽东留下了较好的印象，双方的关系一度变得相当密切。中苏两国在印度支那战争问题上的密切合作，直接促成了越南停战和柬埔寨、老挝，乃至于东南亚各国共产党人放弃了武装斗争的方针。而毛泽东也参照苏共对斯大林问题的初步检讨，尝试着从许多方面对中国照搬斯大林的经济建设模式进行了研讨，甚至主动提出了不搞个人崇拜的问题。

让中苏两党都没有想到是，不过两年之后，即1956年，由于苏共召开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竟使得他们之间刚刚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开始蒙上了一层阴影。

为祝贺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中共中央特派朱德率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刘晓等，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前往莫斯科。朱德一行是1956年2月4日抵达莫斯科的。14日，他们应邀出席了苏共“二十大”开幕式，听取了赫鲁晓夫所做的报告。让他们感到有些诧异的是，在赫鲁晓夫当天的报告中，不仅一个字也没有提到斯大林，而且不止一次地暗示斯大林破坏了苏维埃的民主与法制。这在多少年来已经习惯于在各种正式场合颂扬斯大林的中国共产党人来看，自然是不同寻常的。因此，朱德在第二天大会上的致辞就显得格外突出，因为他宣读的毛泽东的致辞仍旧继续称颂斯大林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导师。根据当时与会者的日记，朱德突然引人注目地提到斯大林的名字时，“全场爆发出一阵掌声。

十天之后，即大会进行到几乎最后一天的时候，人们终于知道苏共中央在大会期间对斯大林的态度为何如此冷漠了。

赫鲁晓夫从24日深夜起一直到25日凌晨，向苏共代表们做了一个极端秘密的报告，并严肃地告诫与会者说：“我们不能把这个问题弄到党外去，尤其不能捅到报刊上去。”但是，会后，同样是根据赫鲁晓夫的主张，苏共中央分别向几个大党的代表团的负责人提交了这一秘密报告的副本。这是一个多少有些致命的决定。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让所有共产党人深感震惊。

秘密报告详细地说明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如何导致了对党的集体领导原则的破坏，如何导致了个人专断独裁，直至产生了完全无视民主与法制的骇人听闻的大规模镇压和恐怖行为。报告暗示，列宁格勒州党委第一书记基洛夫1934年被暗杀可能与斯大林有关，而斯大林又利用基洛夫事件，通过刑讯逼供，制造了大批假案错案，并大开杀戒。仅1934年参加联共（布）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1966名代表中，就有一半以上的人被指控为“反革命”而被捕，或流放或被杀；这一届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就有70％因为同样的罪名被逮捕并枪决。仅在1937—1938年两年时间里，经斯大林亲手批准捕杀的名单就有383份，几乎都是党、政、军、团乃至文艺界的重要干部，人数竟达到4.5万人

自从列宁死后，斯大林早已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和象征，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代言人。突然之间，斯大林变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独裁者和嗜血成性的暴君，这不可避免地会严重打击共产党人的形象，给西方世界提供最有力的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武器。然而，做事一向容易情绪化的赫鲁晓夫丝毫没有考虑到这种严重的后果。他明明知道“我们不能将武器交给敌人，不能在他们面前暴露我们的脓疮”，但却相信“大会代表们会正确理解和评价这一切措施的”

如果赫鲁晓夫真的只是在苏联党的代表大会上做这个秘密报告，而不让各国党知道，事情也许会是另外一种结果。至少，秘密可能会保持得更长久一些，它对各国共产党，包括对中苏关系的影响也可能小得多。但是，即使如此严重的报告已经被党代会的代表们所知道了，要想封锁住消息只会在苏共党内乃至整个苏联内部引起无端的猜疑和分歧。因此，会议刚刚结束，赫鲁晓夫的报告文本就被下发到各级党组织，传达到全体党团员和普通工人、职员、集体农庄庄员当中去了。很快，各国党也都知道了这个报告的内容。它自然会造成一连串的震动和风波。

还在大会期间，当发现苏共中央有批评斯大林的意图之后，中共代表团就急忙去电北京，询问应付办法。中共中央当时的答复是：会议照常参加

28日，赫鲁晓夫特别约见了中共代表团团长朱德等。他在与朱德的会谈中就秘密报告产生的经过及其揭露斯大林错误的必要性等问题，做了进一步的说明。按照赫鲁晓夫的说法，斯大林的错误还远不止报告所揭露的那些。尤其是在对待农民的问题上，斯大林过分依靠镇压和剥夺的方法，对苏联的农业生产以及工农联盟都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后果。朱德按照代表团商定的意见，没有表示明确的态度。不过，朱德在私下还是对苏联方面讲过：斯大林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他不仅属于苏联共产党，也属于各国共产党，你们对他进行如此尖锐的批评，却不同其他党商量，这不合适

在得到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副本之后，邓小平很快就带回北京，并译成中文大字本，分别提交给毛泽东及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和其他有关方面的负责人。中共中央书记处3月17日即开会讨论秘密报告，交换看法。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敢于揭盖子、破除迷信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同时，与会者也担心赫鲁晓夫此举过于草率，如此不全面地谈论斯大林的功过问题，侧重于强调斯大林专制残暴的一面，一旦消息泄漏就很可能会给资产阶级提供攻击共产党人的口实。此即毛泽东后来所说的，当时他对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毛泽东的“喜”是可想而知的。毛泽东始终认为自己是在抵制了斯大林的错误干预的情况下，引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因此，他对斯大林不仅早就没有多少敬畏之心，而且并不把斯大林看做是真理的化身。如今赫鲁晓夫自己打碎了笼罩在斯大林头顶上的层层光环，暴露出了其丑陋的一面，这自然会让毛泽东在心理上感到某种满足。但是，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做法却颇感担心。就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的几乎同一天，即美国时间的3月16日，《纽约时报》驻东欧国家的记者就发出报道，披露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做反斯大林秘密报告的消息。18日，毛泽东刚一得到新华社的通报，就紧急召集书记处成员开会，商量对策。19日和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接连两次召开会议，讨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并研究应当如何表态等问题。很显然，无论国内还是国际，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都造成了极大的政治冲击，特别是在共产党国家的党员干部和群众当中，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对此，毛泽东看得很清楚。他明确认为，必须针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写文章，进行补救。即要从正面讲清楚，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所犯错误是共产党人勇于解剖自己、改正错误的表现；而犯错误总是难免的，故不论斯大林犯过多么严重的错误，也不能否认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因为否认领导了苏联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三十多年的斯大林，事实上就等于否认自己。

基于这样一种态度，毛泽东与刚刚从莫斯科参加完苏共“二十大”回到北京的苏联大使尤金有了一番颇能反映其对赫鲁晓夫报告真实看法的谈话。31日，在与尤金的寒暄几句之后，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表示，他已经看过了邓小平、王稼祥从莫斯科带回来的报告的副本。他说：在批评斯大林的问题上，中国人不好先说话，因此，问题由苏联党自己揭露出来，是件好事。随后，他花了三个小时的时间讲述了他对斯大林由来已久的不满。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斯大林从1926年起，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就犯了不少错误，包括1926年过高估计国民党；30年代不考虑中共的意见，对王明偏听偏信，通过共产国际发出大量不正确的指示；1945年抗战结束时坚持要中共同蒋介石罢战言和；直到中国革命胜利，仍旧怀疑中共要走南斯拉夫道路，认为毛泽东是中国的铁托；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斯大林甚至拒绝与他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后来勉强同意签约，仍极不光彩地讨价还价，坚持要了两块势力范围和四个合营公司，如此等等。

毛泽东最后将斯大林的主要错误归纳为七条，即：一、目无法纪的肃反；二、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三、对农民的政策给工农联盟带来重大危害；四、非法迁移某些民族；五、否定集体领导原则，过分听信谄媚；六、独断专行；七、对南斯拉夫等国的外交政策有严重问题。

他特别提到了“逼供信”的问题，并显然记起了他在江西时期的“富田事变”和延安整风期间发生的“抢救运动”。“富田事变”和“抢救运动”与斯大林的目无法纪的肃反几乎如出一辙，也是用“逼供信”的办法取得了大量的假口供，前者造成了红二十军从班长、排长直至军一级领导人几乎全部被杀的惨剧；后者同样使大批党的干部被诬为特务内奸，好在因各方面反应强烈，毛泽东及时觉悟干预，半途刹车，幸未酿成严重惨祸

从这时起至少有两年多的时间，毛泽东在许多场合下都直截了当地批评斯大林，有时还批评得相当尖锐。许多历史旧账和恩恩怨怨都被提了出来，并且归因于斯大林。但是，即使在毛泽东与苏联大使最初的这次谈话当中，他也没有忘记强调：“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优秀忠诚的革命家”，“斯大林不是在所有问题上，而是在个别问题上犯有错误”。因此，当苏联大使随后通知中共中央说，苏联已决定不再挂斯大林的像，游行时只拿列宁和其他活着的苏联党领导人的像时，毛泽东明确表示：“不挂斯大林像不行”，因为“我们人民不满意”。他坚决反对跟“风”转。他在内部明确批评说：“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到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不能跟着转。中共中央经过讨论最后决定，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时，活着的领导人的像一概不挂不举，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以及其他兄弟党领袖的像统统取消，而斯大林的像则不能摘。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天安门前的那“五个死人——马、恩、列、斯、孙——的像，和一个活人——他叫毛泽东——的像还挂着。挂就挂吧。

很显然，毛泽东与莫斯科围绕着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存在着明显的意见分歧。

大千世界

三、斯大林建議金日成向中國同志求援，但叮囑“不要提莫斯科”

朝鮮半島呈狹長形，長800—900公裡，攔腰最窄的兩處，一處在平壤附近，一處在漢城附近，僅100公裡左右。人民軍由北向南長驅直下，部隊大部分集中在最南端，其補給線達400多公裡，很容易被攔腰切斷。麥克阿瑟將軍在戰爭爆發第五天前往朝鮮進行戰地視察時，就已經產生了在漢城附近實施兩棲登陸，對人民軍攔腰一擊的想法。7月4日，麥克阿瑟就指示他的參謀人員制定登陸作戰計劃。10日，以漢城附近的仁川作為登陸點的“藍心行動”計劃已經出籠。計劃提出，美國陸軍第一騎兵師應於7月22日在漢城以西的仁川港發起登陸戰。僅僅是由於后勤准備不足和缺少熟悉兩棲作戰的部隊，這一計劃被放棄了。但7月23日，新的名為“鉻鐵行動”計劃再度提出了從仁川登陸的作戰方案，只是這一計劃的實施時間被推遲到了9月中旬。麥克阿瑟堅信，這是“以極少的部隊包圍並消滅其主力部隊”的最好方案

9月15日，經過周密准備的仁川登陸戰果然一舉成功。首批18000名美軍佔領了仁川港，不僅漢城受到威脅，而且整個人民軍的主力部隊，正在半島南端的第一、二集團軍都有可能全軍覆滅。莫斯科顯然注意到這種危險性。

從美軍在仁川登陸的第二天，莫斯科就緊張地注視著事態的發展。當美國陸戰隊開始推進到漢江南岸，而美國飛機完全控制了朝鮮的制空權之后，斯大林沉不住氣了。他一面下令國防部長緊急制訂一項出動蘇聯空軍去保衛平壤的計劃，一面致電金日成，強調美國人在仁川的登陸具有重大意義，其目的在於切斷北朝鮮第一和第二集團軍與北朝鮮后方的聯系。為確保整個戰線的穩固，不使美國人的陰謀得逞，有必要迅速從南方撤出四 個師，在漢城以北和以東建立防線

與此同時，中國政府也非常關注美軍在仁川的登陸。對於美軍可能會利用朝鮮半島的地理特點，從人民軍側后實施登陸作戰這一點，毛澤東等人也早就有所擔心。但是，由於金日成一直不希望中國方面太多介入朝鮮半島的事務，因此中國方面幾乎沒有可能就這個問題與金日成交換意見。不僅如此，盡管在斯大林的催促下，中國方面得以向平壤派出了自己的大使，卻還是得不到詳細的戰況情報。因此，美軍仁川登陸三天后，周恩來不得不約見蘇聯大使，要求蘇聯政府能夠迅速提供有關朝鮮戰局的更加准確的和及時的情報，並且提出建議說：朝鮮人民軍應當集中全部預備隊消滅仁川登陸之敵，如果缺少這樣的部隊，務必從南方將主力部隊撤下來。

實際上，毛澤東這時已經看出中國非出兵不行了。幾乎就在同一天，中共中央軍委已經決定要力爭向朝鮮派出軍事先遣小組，以便勘察地形，做好出兵作戰的准備。毛澤東同時更通知東北局負責人高崗說：“看來不出兵是不行了，必須抓緊急准備。對此，斯大林也看得同樣清楚。為了避免中朝之間發生誤會，他專門復電為金日成解釋說，未能向中國方面提供軍事情報，是因為金日成與前線司令部的聯系有困難，包括他本人得到的有關情報，也多是來自蘇聯大使，而不是金日成。他表示，人民軍是一支很年輕的部隊，指揮系統不完善，干部也不得力，要指望人民軍在后方的少數預備隊抗擊仁川登陸的美軍，是不可能的，他同意必須從前線撤出主力部隊來建立鞏固的防線

考慮到人民軍主力正在對釜山發動新一輪攻勢，蘇聯駐平壤的大使和軍事顧問顯然寄希望於能夠用最后的全力把美國人趕下海去。而更重要的是，即使北朝鮮這時能夠很快從南部前線撤下來幾個師，要想馬上組織起對具有海空優勢的美軍的有效防線，在時間上也是極其困難的。何況，據蘇聯軍事顧問報告，人民軍從上到下部隊指揮組織得很差，有線通信被敵機的轟炸所破壞，無線電通信既缺少熟練的報務員，也無法保障燃料的供應，人力通信幾乎不採用，斯大林又不允許蘇聯顧問隨軍行動，因此，后方對整個前線的情況也隻有斷斷續續的報告，指揮都很困難

9月25日，即美軍實施登陸作戰第十天，漢城即告陷落。美軍並且佔領了尚州、安東，並已向清州方向發展。而人民軍圍攻釜山的作戰也因腹背受敵而告失利，釜山方向的美軍已開始大舉北進，其狂轟濫炸更是使人民軍處於被動挨打的境地，集中在南方的朝鮮人民軍主力面臨被圍殲的嚴重危險。蘇聯顧問這時報告說：“人民軍部隊主要由於敵人空軍而遭到巨大損失，損失了幾乎所有坦克和許多大炮，正在進行困難的阻擊戰，部隊缺少彈藥和燃料，幾乎沒有補充。”形勢異常嚴峻。帶著斯大林的撤退命令剛剛到達朝鮮不久的蘇聯武裝部隊副總參謀長，化名馬特維耶夫的蘇共特別代表團團長明確認為，必須立即向中國人請求幫助，至少應當馬上請中國朋友派遣一千五百名以上的司機到朝鮮來，以便幫助運送武器彈藥和軍隊但是，由於金日成不同意向中國求援，始終寄希望於蘇聯的幫助，因而朝鮮方面遲遲沒有向中國提出求援的請求。

這回是斯大林相信戰爭不能再打下去了。27日，他召集了蘇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上斯大林嚴厲批評朝鮮人民軍各級指揮機關在指揮和戰術方面犯了一系列嚴重錯誤，並強調蘇聯軍事顧問必須對這些錯誤負直接責任，特別是拖延了撤退的時間。鑒於戰爭已經無法進行下去，會議決定指示外交人民委員部責成蘇聯駐聯合國代表馬立克，立即尋找機會與美國國務院代表接觸，尋求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辦法，同時要蘇聯軍事顧問全力組織北朝鮮人民軍的撤退工作。當然，所有這些工作絕不能讓一個在朝鮮的蘇聯顧問被俘。可以看出，這個時候斯大林還試圖從外交上找到阻止美軍越過三八線進而緩解這一局勢的辦法，並沒有認真地考慮請中國出兵的問題。他雖然也同意馬特維耶夫的提議，但也還只是局限在同意向金日成建議請中國朋友派遣司機到朝鮮來。顯然，在蘇聯軍事顧問指導下的這場戰爭遭遇如此結果，甚至使斯大林對建議金日成向中國黨求援一事都頗覺臉上無光。故他特別告誡說：切記讓金日成“不要提莫斯科”

28日，金日成召集了朝鮮勞動黨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討論應對戰局的辦法。會議最終認定，由於大部分人民軍主力未能撤回來，在漢城陷落后已無法阻止具有巨大優勢的美國軍隊佔據南部朝鮮了。而美軍一旦取得戰場上的優勢，就勢必會越過三八線，剩余的人民軍是不可能進行有效的抵抗的。因此，政治局領導人一致認為必須向蘇聯要求直接的軍事援助。如果蘇聯不便援助，至少也要促使曾經許諾幫助自己的中國方面直接予以軍事援助。向中國方面提出這種請求固然是令人沮喪的，因此，在起草了求援信之后，金日成於29日晚還向蘇聯大使詢問美國是否真的會越過三八線的問題。他表示，他還是想用自己的力量統一國家，但他不清楚敵人會不會越過三八線，因為如果敵人越過三八線，那麼這種可能性就不存在了。因為他們無法組織起新的部隊，也不可能有效地抗擊敵人。對此，蘇聯大使當然不能提供任何肯定的意見。

大千世界

二、毛澤東表示，中國能夠成為朝鮮強大后盾，不怕與美軍作戰

在得到斯大林對立即著手部署九個師的東北邊防軍以防萬一的積極答復之后，受毛澤東的委托，身為中央軍委副主席的周恩來在7月7日和10日連續兩次召集國防會議加以研究落實。會議通過了《關於保衛東北邊防的決定》，決定抽調作為國家戰略預備隊的第十三兵團及其所轄的第三十八、三十九、四十軍和已經在齊齊哈爾地區從事農業生產的第四十二軍等部，共二十五萬人，組成東北邊防軍，准備必要時支援朝鮮人民軍作戰會議同時高度重視空軍問題，授權空軍司令員劉亞樓對改裝、訓練和接收蘇聯飛機，迅速組建中國空軍問題，提出具體方案。

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建設空軍問題一直十分重視，但空軍裝備以及空地人員的訓練限制著空軍組建工作的開展。中國人民解放軍這時隻有一個空軍第四混成旅，組成還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考慮到與美國軍隊作戰的可能性，軍隊領導人都格外重視空中掩護問題。因此，受到斯大林提議的鼓舞，參加國防會議的領導人都一致主張乘機加速空軍的建設。因此，周恩來很快兩度約見蘇聯大使羅申，一方面請他向斯大林表示感謝，一方面要求蘇聯派遣防空和空軍專家前來中國擔任軍事顧問。在一封由毛澤東署名的給斯大林的電報中，中國政府還就蘇聯飛行師在中國東北的配置問題提出了具體的設想，主張：“對於你們用以掩護我軍的一個噴氣式飛機師，我們擬將其配置在沈陽地區，將其他兩個團配置在鞍山，一個團配置在遼陽，這將有助於在我駐安東地區混成航空旅各殲擊航空兵團的配合下，完成對我軍及沈陽、安東、撫順工業區進行掩護的任務。對於中國方面的所有這些要求，斯大林和蘇聯武裝力量部相當痛快地予以了滿足。

一直到8月中旬為止，朝鮮人民軍的作戰都還比較順利。7月底，人民軍已經進抵洛東江，整個南朝鮮軍隊隻剩下幾萬人，連同前來增援的近十萬美軍，被圍困在了朝鮮最南端的釜山港一帶狹小的范圍裡，眼看統一朝鮮的戰斗即將進入尾聲了。8月中旬，人民軍大舉突破了由美軍第八集團軍沿著洛東江建立的堅固防線，金日成公開通過平壤電台發布命令，要求人民軍將士務必在8月底之前將美國侵略者趕出朝鮮，完成統一朝鮮的神聖使命。

朝鮮人民軍的節節勝利，也使中國領導人深受鼓舞。8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在談到朝鮮戰局時與會者多數表示樂觀，特別是注意到人民軍能夠對美軍直接作戰並且在向前推進的情況，許多與會者都相信，美國軍隊的戰斗力要弱於當年他們與之作戰過的日本軍隊。不過，美國在國內國外做了如此大規模的戰爭動員之后，是否會輕易地承認失敗、放棄朝鮮，毛澤東等人顯然有所懷疑。毛澤東再度強調了美國在朝鮮腹背發動登陸戰並擴大戰爭的可能性。基於這樣一種估計，他明確講，美帝是不會甘心失敗的，要准備美帝大舉進攻北朝鮮，“我們不能不有所准備”，因為，“如美帝得勝，就會得意，就會威脅我。對朝不能不幫，必須幫”。周恩來也肯定地說：朝鮮戰爭要取得徹底勝利，“一定要加上中國的因素，中國的因素加上去后，（才）可能引起國際上的變化。我們不能不有此遠大設想”。在這段時間毛澤東、周恩來和劉少奇等人與蘇聯大使、專家以及軍事顧問的談話中，都不止一次地說明，中國有決心成為北朝鮮的堅強后盾，解放軍不怕與美國軍隊作戰。

朝鮮戰局的進展，明顯地影響著中共中央對援助朝鮮問題緊迫性的估計。8月4日會議召開時，人民軍的作戰有很快結束的可能，毛澤東估計美軍出於報復目的，可能很快轉而在人民軍側后發動登陸戰。因此，他明確提出，東北邊防軍“八月內可能沒有作戰任務，但應准備於九月上旬能作戰”，務“叫各部於本月內完成一切准備工作，待命出動作戰”。而8月中旬，得知部隊各項准備工作及裝備均有不足，人民軍奪取釜山港的作戰因美軍頑強抵抗最早也隻能在8月底才能結束，毛澤東相信，釜山戰役還要持續一段時間，美國軍隊一時還難以另外調集新的足夠發動登陸戰的部隊，即使開始新的進攻，也要到9月以后才有可能。因此，他又指示東北邊防軍：“邊防軍完成訓練及其他准備工作的時間可延長至九月底。但無論如何，毛澤東已經看出，照目前的情況拖下去，靠北朝鮮人自己恐怕是趕不走美國人了。

8月底，眼看人民軍進攻釜山的作戰嚴重受阻，美軍已在釜山地區構筑成堅固的防御線，有可能抽調足夠的機動部隊來發動對人民軍的反擊，毛澤東開始感到形勢的嚴峻。為此，他不能不一面提醒蘇聯人戰爭即將長期化，一面發布指示，要求軍委為應付可能到來的戰爭，“集中十二個軍以便機動。

將近一個月的時間啃不動釜山這塊小骨頭，也讓斯大林感到事情有點兒不妙。來自朝鮮的種種情報顯示，面對從航空母艦上起飛的大隊美國攻擊機和美國陸軍在火力方面的優勢，人民軍的士氣受到明顯的影響。當然，斯大林並沒有感到絕望，他寄希望於最后五分鐘的努力。他8月28日在電報中還在繼續給金日成鼓氣，說：“蘇共中央祝賀金日成同志及其戰友在偉大的朝鮮人民解放斗爭中，在金日成同志領導下取得輝煌勝利，蘇共中央毫不懷疑，外國干涉者將會很快地被趕出朝鮮”﹔“金日成同志不要因為和外國干涉者的戰爭沒有取得連續的勝利而不安，不要因為推進中進攻受阻，或因某些局部的失敗而沮喪。在這樣的戰爭中沒有連續的勝利”﹔要知道，“俄國人在1919年英、法、美武裝干涉時期的處境比現在朝鮮同志的處境要壞得多”﹔“金日成同志不要忘記，他的盟友現在和將來都會支持他”﹔為了盡可能保護人民軍不受敵機的攻擊，“我們可以補充提供攻擊機和殲擊機給朝鮮空軍”

斯大林的鼓勵使金日成備受鼓舞，他一面復電斯大林，說“我們被您的關注深深地打動，並對您的熱情參與和忠告，向您，我親愛的導師，表示感謝”，一面下令對釜山的敵人發動最猛烈的攻勢，想要不惜一切代價把美國人趕下海去

據美國人記述，“9月1日，一聲爆炸打破了清晨的寂靜，北朝鮮人至少向釜山防御圈發動了五次大規模進攻”。這次進攻一波又一波地一連持續了一周時間。美國人“付出了戰爭中最慘重的代價”。僅9月5日一天，美國陸軍就有102名士兵陣亡，420人受傷，587人失蹤，陸戰隊陣亡35人，傷91人，傷亡總數達1245人但是，美國人頂住了人民軍的拼死進攻。進入9月中旬，上萬名美國陸戰隊員撤離了釜山前線。隻可惜，他們不是被趕下海去的，在釜山港口列隊登船的陸戰隊員們被告知，他們要去從側后對北朝鮮人民軍發動一場登陸戰。

华盛顿人

第十二章 中国出兵朝鲜幕后
2012年08月22日17:12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1950年的朝鲜战争不是毛泽东想要打的，但是，由于这场战争，自抗战以来一直存在着某种猜忌和不信任的中苏两党关系，得到了极大地改善，却是事实。毛泽东后来不止一次谈到过：“斯大林是什么时候对我们比较放心了呢？那是在我们派志愿军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之后。我们军队过江一打，他放心了，觉得我们不是半个铁托，是国际主义者，是真正的共产党了。苏联决定援助我们141个项目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打起来以后才完全定下来的。我们在莫斯科的时候还没有完全定下来。换言之，仅仅几个月前，即1950年2月中苏两国在莫斯科签订同盟互助条约，结为军事同盟之际，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对中国党也还是不放心的。正是因为几个月后，当朝鲜陷于危难，苏联束手无策之时，毛泽东不避艰险，力排众议，力主出兵，才彻底打动了斯大林。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的恩恩怨怨，到此算是有了一个新的开始。

一、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未雨绸缪，斯大林许诺提供空中掩护

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当天，美国政府指责北朝鲜对南朝鲜发动武装进攻，并很快开始派遣海、空、陆三军援助南朝鲜。美国总统杜鲁门在27日公开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将从军事上支持南朝鲜军队作战，同时还将派美国第七舰队开赴台湾海峡，以阻止中国大陆对台湾的任何可能的进攻。

美国的激烈反应本在中苏两国领导人的预料之中，但是，无论是斯大林还是毛泽东，都没有想到美国真的会大举介入到朝鲜战争当中来。而更为不利的是，由于太过相信美国不会卷入的情报，斯大林甚至早在几个月前就以联合国继续承认台湾国民党人的代表为由，拒绝继续派代表参与联合国的事务。结果，不仅美国出兵朝鲜，而且联合国也在美国的推动下，很快通过了谴责北朝鲜的决议案。这不仅使美国的干预变成了联合国的集体干预，而且使北朝鲜处在了十分不利的位置上。

7月2日，在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进行了一个下午的讨论之后，周恩来约见了苏联大使罗申，向他说明了中国政府对于美国和联合国的声明将采取坚定的政策。与此同时，周恩来说，毛泽东在与北朝鲜领导人的几次谈话中，都谈到了美国干涉的可能性，可惜没有引起朝鲜同志的重视。美国的军事干涉看来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人民军能否挫败美国的干涉，令人担心。毛泽东希望朝鲜同志能够加强他们在仁川地区的防御线，因为美国人可能会在那里登陆，当然，这种登陆战也可能发生在半岛的其他地方。考虑到种种可能的情况，为防备万一，中国政府准备在中朝边境集中九个师的兵力，美国军队不过三八线则罢，一旦越过了三八线，中国人民解放军便以志愿军的形式入朝协助人民军抗击美国军队。周恩来提出，就这个问题，中国政府希望能够听取斯大林同志的意见，同时希望苏联空军能够对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

斯大林对美国干涉可能造成的严重情况，看上去似乎不像中国方面那样担心。还在7月1日，斯大林就非常坚决地要求他在朝鲜的大使转告北朝鲜领导人：不要被美国人的介入吓坏了，不要停止推进，苏联将迅速满足朝鲜人关于供应弹药和其他军需品的要求，我们认为，必须坚决地继续进攻，南朝鲜解放得越快，美国武装干涉的机会就越少很显然，尽管出现了意外的情况，斯大林还是硬着头皮要把战争进行到底。因为事情很清楚，如果战争就此停下来，不仅所有的努力都将前功尽弃，而且美国人很可能会乘机打过三八线。即使美国军队不准备向三八线以北发动进攻，也必定会以此为理由重新驻守到朝鲜南部来，这对苏联的远东无疑将构成长期的威胁。因此，斯大林别无选择，只能坚持把战争打下去。在他看来，美国人目前尚未做好准备，如果北朝鲜人民军能够一鼓作气，全速推进，美国政府只靠抽调驻守在日本的军队赴朝参战，是无论如何也不够的。朝鲜方面并非没有取胜的机会。只要能乘着美国和其他国家还来不及组织更多的兵力进行增援的时候，迅速占领整个朝鲜半岛，美国人到时候即使调集了足够的兵力，也就无能为力了。

但是，人民军是否能够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呢？斯大林并非不了解人民军自身的弱点，事实上，在正面战场投入了绝大部分兵力之后，即使是金日成也已经看出“美国人在部队后方或在北朝鲜各港口派陆战队或空降部队登陆的危险性”了，他为此已经在呼吁苏联紧急援建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备队。毛泽东以及中国方面也有同样的担心。不过，斯大林这时最担心的还是军事指挥和军事组织的决心与效力。他特别关心的是，北朝鲜领导人有没有被美国人的干涉和轰炸吓坏了，还能不能组织起顽强的抵抗和进攻，部队能不能得到充足的兵源的补充等等。至于北朝鲜人所提出的各种装备和弹药的需求，他都毫不犹豫地予以满足。

当然，斯大林还是非常希望中国方面能够成为北朝鲜在军事上的后盾的。在得知中国政府主动表示愿意为北朝鲜人民军提供军事保障之后，他很快就要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转告周恩来，肯定这种准备的意义。他明确表示：“我们认为，集中九个中国师在中朝边境，以便在敌人越过三八线时，志愿军入朝作战是正确的。”“我们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与此同时，他对中国方面迟迟没有向朝鲜派出自己的代表一事颇感不解，要求罗申转告毛泽东：“应当尽快派出代表，以便于联系和迅速解决问题。”他在电报的最后还不无埋怨地加了一句：“当然，如果毛泽东认为有必要与朝鲜联系的话。他显然不了解，在这件事情上，其实是朝鲜方面对中国人可能的介入颇怀戒心，因而态度消极，中国党对此亦颇不理解。

一方面着手做万一的准备，一方面继续坚持要把战争进行到底，这充分显示斯大林这个时候对战争形势的估计总体上还是比较乐观的。正因为如此，他这时并不认为有必要采取外交的行动紧急阻止美国扩大干涉的企图。相反，眼看美国代表在推动联合国谴责朝鲜侵略成功之后，进一步积极鼓动联合国组织“联合国军”介入朝鲜战争，斯大林还是没有及时地做出反应，马上派他的代表返回安理会去行使否决权。结果，7月7日，由于苏联代表的缺席，美国代表轻而易举地促使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组织“联合国军”的决议，北朝鲜乃至于苏联，在外交上都明显地更加处于不利的地位了。

斯大林所以这个时候坚持不改变既定的方针，除了难以接受停战的后果以外，最主要的显然还是因为朝鲜人民军这时在战场上在处于节节胜利的顺利形势之下，美国以及联合国的军事干涉，一时还难以看到可怕的后果。因此，当英国人通过驻莫斯科大使委婉地向苏联政府提出，希望苏联能够施加影响，促使人民军退回三八线，以便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时，斯大林很坚决地打电报给中国和北朝鲜政府称：“我们认为英国人的这项要求是无礼的和不能接受的。与此同时，他再一次催促中国政府尽快在中朝边境部署九个师的部队。他在通过苏联大使罗申转给周恩来或毛泽东的电报中称：“我们不清楚，您是否已决定部署九个中国师在朝鲜边境。如果您已做出决定，我们准备给您派去一个喷气式歼击机师——一百二十四架飞机，用于掩护这些部队。”他甚至慷慨地表示：一旦中国的飞行人员掌握了这些飞机，这个飞行师以及已经在上海担任防空任务的另外一个飞行师的所有装备，都可以移交给中国方面

很显然，斯大林不是完全没有担心。但是，他渴望这场战争能够顺利地打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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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毛澤東升為常委，但分工只是“恩來同志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紅軍剛剛進入湖南，毛澤東就主張沿湘江北上，在湖南地區開辟根據地。會議上爭論來爭論去，他的意見沒有被通過，李德等人堅持要經瀟水及湘江打廣西，結果有了湘江之慘敗。湘江之戰更加証明毛的看法具有遠見，政治局中多數人也因此完全喪失了對李德軍事指揮能力的最后一點迷信。在隨后與張聞天、王稼祥的交談中，毛澤東已經能夠毫不掩飾地開始尖銳批評博古和李德，並且具體“解釋反五次‘圍剿’中中央過去在軍事領導上的錯誤”了。由於蘇區和紅軍的失敗根本上都是博古、李德等人軍事指揮和軍事思想的錯誤產物，一方面極端不滿博古、李德，一方面在軍事問題上又完全是門外漢的張聞天和王稼祥，自然對毛澤東從軍事角度頭頭是道的解釋和分析心服口服。張聞天后來明確講：這是他“從毛澤東同志那裡第一次領受了關於領導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性的教育”。

在長征期間，軍事問題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戰爭勝負乃至紅軍存亡均系於此。湘江遭受慘重損失之后，黨內軍內一片怨言，矛頭直指“三人團”。因此，部隊剛剛開到湘桂黔交界的通道縣城，毛、張、王就公開批評起博、李的軍事路線來了。而后是老山界會議，接著又是黎平會議，一路開會爭論。尤其是在黎平，雙方的爭論達到白熱化的程度。李德力主部隊應當轉向貴州東部，而毛卻堅持要去川黔邊建立根據地﹔李德繼續強調前方必須絕對服從中央統一指揮，毛則激烈反對，聲稱中央對前方隻能指出大方向，不能干預太多，必須給前方以機動執行命令的權力。由於張聞天、王稼祥等都支持毛的意見，周恩來也以會議主席的身份表示贊同毛的觀點，特別是作為當時黨內最高軍事指揮者周恩來的表態，可謂至關重要。因為這表明“三人團”徹底瓦解，李德已開始成為孤家寡人。果然，就連博古也看出李德的話不能再聽，勉強附和了多數的看法。這弄得李德大發脾氣，但亦無可奈何。其權威地位從此盡失

否定了李德的軍事主張，並爭取周恩來轉向自己，這是毛、張、王聯盟向“三人團”挑戰的重大勝利。這一勝利極大地鼓舞了他們。在黎平會議上，王稼祥就力主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來“檢閱在反對五次‘圍剿’中與西征中軍事指揮上的經驗與教訓”的提議得到通過。1935年1月7日紅軍攻入遵義縣城后不久，鑒於事實上中共中央與莫斯科及上海已完全失掉聯系，再聽任博古、李德等人領導指揮已沒有可能，長此爭論不休也不是辦法，因此，王稼祥明確主張：把博古和李德“轟”下來。張聞天也予以響應，並直截了當地提出：博古不行，一定要變換領導人。毛澤東對此當然贊成

為了找到足夠的理論根據來否定博古、李德的軍事路線，他們查閱了博古、李德保存的共產國際有關來電，欣喜地發現莫斯科的不少指示其實是同毛澤東的想法不謀而合的。如反對打陣地戰和強攻堡壘，反對分兵把守和單純防御，強調機動靈活與保存有生力量，主張集中兵力打運動戰等，明顯與博古、李德的軍事路線不一致。有了軍事指揮上的嚴重失敗，又有了莫斯科的指示為依據，根本否定博古與李德的領導由此成了定局。

否定了博古的領導地位，是不是大家就“理所當然”地會一致推舉毛澤東來做中共的領袖呢？有關遵義會議前后中共中央多數領導人一致推舉毛來做中共領袖的說法，十分流行，其實卻有些讓人生疑。畢竟，毛澤東此前並非中共中央領導核心中人，五中全會上剛剛升為政治局正式委員，既非政治局常委，也非書記處書記，要一步登上“總書記”的地位，名不正言不順。

從張聞天將近十年后在延安整風運動時的回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當時政治局多數人是推舉張來代替博的，而張對此也是欣然接受的。他說：“當時政治局許多同志推舉我當書記”，“我不但沒有推辭，而且還有高興之意”。種種情況說明，不僅張，而且政治局多數領導人，都注意到排序問題。畢竟，從莫斯科那裡開始，共產黨歷來就是注重排序的。而這時依國內政治局委員的排序，張聞天毫無疑問是緊接著博古之后的第二號人物。想必毛澤東對此也有清醒的認識。他之所以在准備遵義會議時積極支持由張聞天來做會議的“反報告”，清楚地反映出他這時對由張聞天來接替博古的必然性是很清楚的。所謂大家一致推舉毛澤東，毛主動推辭，並表示應該讓張聞天“鍛煉”一下的說法，怕是以訛傳訛了。

下面這個情況也顯示出當時黨的多數領導人確實還沒有把毛澤東推上領袖地位的想法。

毛澤東是遵義會議的幕后策劃者，甚至也可以視為幕后的指導者。因為會議所討論的根本上只是一個軍事路線問題。而站在攻勢一方的毛、張、王三人中，其實隻有毛澤東在軍事問題上才有發言權。如果沒有毛澤東，僅靠張聞天、王稼祥二人的軍事知識，無論如何不能駁倒博、李等人的辯護報告與發言。但是，頗為令人驚奇的是，在毛澤東因此被張、王提名擔任政治局常委之后，人們卻發現在中央的工作中找不到一個適當的位置給他。由於周恩來在會議上主動與博、李劃清界限，支持毛、張、王，以往又長期主持中央最高軍事領導工作，在作戰指揮上又有成績，與軍隊領導人也配合較好，會議相信周恩來理所當然地應當繼續其中央軍委書記的工作。而周既然是常委兼軍委書記，自然應當執掌軍事大權。結果，在會后的常委分工時，毛澤東的工作竟成了一個問題。最后，同樣是常委，毛澤東隻得到了做另一個常委“恩來同志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的任命，而周則被確定為“黨內委托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這種情況不難使人想起1932年10月寧都會議時周恩來的那個大致相同的建議，當時周恩來取代了毛澤東的軍事領導地位之后，也是建議留下毛在前方做他的“助理”。“助理”者，“幫助者”之謂也。

當然，名分問題其實並不重要。會議決定是一回事，事實卻是另一回事。因為周恩來隨軍行動，而毛澤東隨中央行動，周恩來凡有軍事意圖必報中央審核批准，中央又隻有毛澤東能夠提出恰當意見，結果，“幫助者”實際上很快成了眾所周知的“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何況長征中軍事行動很長一段時間裡幾乎是中共中央工作的唯一內容，不久后張聞天干脆建議毛澤東與周恩來、王稼祥組成中央三人軍事小組指揮軍事。因此，人們后來說，從遵義會議開始，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得到了確立，如果從這樣的角度看，應該也不是妄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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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毛澤東講：遵義會議成功，最重要是張聞天、王稼祥能分化出來

這時負責指揮一切的是所謂的中央“三人團”，它是由博古、李德和周恩來三人組成的，事實上周恩來主要在前方負責軍事，應該負責的自然是博古和李德兩人。由“三人團”來取代中共中央政治局，是基於李德所說的要高度保密的理由，但同時也是因為這位德國人看出，政治局內部日益發生分歧，行使權力極為不便。

還在1934年初中共中央六屆五中全會之后不久，李德就發現領導人之間存在明顯不和。他感到不解的是，這種不和為什麼竟會發生在留蘇學生出身的干部們之間？他曾特別告誡博古，並要他轉告政治局其他從蘇聯回來的領導人，說：“這裡的事情，還是依靠於莫斯科回來的同志。”言外之意，留蘇回來的人本來就不多，現在都身居要職，千萬不要鬧摩擦但這種警告毫無用處。

博古太年輕，資歷太淺，留蘇時間和學歷都短，其總書記的工作又純粹是因為一種偶然的機遇臨時受命而來，但是毛澤東等土生土長的干部，原本就自慚形穢，再加上有黨的紀律約束，再有不滿，也往往安守本分，不會公開表示抗拒。然而，同是留蘇學生的其他人，卻不僅很難做到心服口服，而且往往容易表現出來。特別是那些已經進入中共中央的與博古先后回國的留蘇學生，或者歲數大、資歷深，或者留蘇時間長、學歷高，博古要想在他們中間取得威信，必須要做出顯著政績來才行。然而，博古在位三年，不僅政績方面乏善可陳，而且蘇區越打越小，形勢越搞越困難，這就很自然地授人以柄，自己必然會陷於被動了。

廣昌戰役之后，書記處召開緊急會議，早對博古有所不滿的張聞天就公開發難了。張聞天這時在黨內的地位，相當於第二把手。但博古因為不信任張，因此利用與李德的關系和戰爭條件下凡事均可便宜行事或獨斷專行的條件，關鍵的事情多半都不讓張聞天與聞其間。甚至，像1934年初讓張聞天去做蘇維埃政府主席一事，博古事先也未曾與張通過氣。這自然讓張懷疑博古是不懷好意，既奪了毛澤東在政府中的權，同時又把張推到最不喜歡的事務堆裡去，從而名正言順地把他排擠出中央決策圈。因此，張聞天抓住廣昌戰役失敗的問題，尖銳批評博古、李德指揮錯誤，認為如此之大的損失是不必要的。博古則反唇相譏，諷刺張聞天在扮演反對革命的機會主義頭子普列漢諾夫的角色，因為普列漢諾夫當年就批評俄國1905年革命得不償失。雙方當場發生激烈爭吵，弄得不歡而散。事后，博古干脆把張聞天派去閩贛邊“巡視”工作。張走后，博古又在會上批評張領導的蘇維埃政府工作，這就進一步引起張聞天的不快與疑惑。等到張回瑞金后，“三人團”已經大權獨攬，政治局也好，蘇維埃政府也好，都隻有聽差的份兒了。對此，張聞天雖無可奈何，但自然“心裡很不滿意”。

多半是因為同病相憐，本來與毛澤東話都很少說過的張聞天，竟開始向他並不了解的毛澤東靠攏了。張聞天回憶說：“在出發前有一天，澤東同志同我閑談，我把這些不滿意完全向他坦白了。從此，我同澤東同志接近起來。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這樣就形成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反對李德、博古領導的‘中央隊’三人集團。”

由於一直處於旁觀者的地位，毛澤東無疑是最早意識到博古和李德軍事指揮錯誤的人。但在剛剛召開過得到共產國際批准的六屆五中全會、重新確認了黨的領導核心之后，要想自下而上地改變既定的領導格局，幾乎是不可能的。顯然，說毛澤東在離開瑞金之初就已經在設想把博古拉下來，恐怕不合邏輯。但是，毛澤東勸說張聞天和王稼祥一路走這件事本身，至少反映出他這時已在做“分化”工作，爭取同盟者。頗為有趣的是，本來博古早已和組織局主任李維漢商量好，把隨軍西征的黨政高級領導人分散到各軍團裡去，而毛澤東竟親自去找了一趟博古，並說服他改變了原來的決定，同意中央主要領導人編入中央縱隊統一行動。顯然，博古在這一點上還幫了毛澤東的忙。

爭取張聞天和王稼祥可以說至為關鍵。隨中央紅軍一同行動的政治局委員，這時共有十人。其中六名正式委員和四名候補委員。這就是博古、張聞天、周恩來、陳雲、毛澤東、王稼祥、朱德、凱豐、劉少奇與鄧發。十人中，留過蘇的將近半數，不過劉少奇和此時負責領導另一支紅軍的任弼時是1921年就去莫斯科的早期留蘇學生，1923年已經回國，不僅與博古等人毫不搭界，而且博古等人還一直認為他們有機會主義傾向。陳雲和鄧發均為工人出身，與處處顯示高人一等、剛愎自用的博古等人，應該說關系一般。擔任軍事工作的朱德和周恩來，對博古、李德肯定會有意見。因為博古來后，聽任李德控制軍權，結果才有了蘇區的喪失和紅軍的被迫大轉移，下面的將領早就牢騷滿腹了。但即便如此，由於凱豐跟博古較近，李德又參加會議，如果張聞天、王稼祥站在博古一邊，考慮到多數政治局委員無意介入紛爭，很難設想毛澤東能夠成功地造成批評博古和李德的氣氛。相反，如果能夠把張聞天和王稼祥兩人爭取過來，借重二人在政治局和書記處中舉足輕重的地位，就很可能影響到多數政治局委員發表不同意見。這也正是為什麼毛澤東后來不止一次地為張、王二人表過功。他說：遵義會議上之所以能夠成功地戰勝博古等人的“‘左’傾路線”，最重要的是張聞天、王稼祥兩人能夠分化出來

爭取到張聞天和王稼祥的支持與理解之后，毛澤東的自信心空前高漲。十分明顯，事實已經証明，博古中央的“進攻路線”遭到了完全的失敗。這也就從一個側面証明了毛澤東過去的軍事思想要正確得多。因此，毛澤東又重新開始積極地就軍事問題發表意見、公開爭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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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難說上面的這些錯誤做法，都是博古中央的創造，共產國際特別是力薦博古“把總”的王明的作用肯定不可低估。但在當時那種條件下，直接刺激著毛澤東的，卻是博古中央的“左”所造成的危害，這是不言而喻的。

據不完全統計，自博古中央進入蘇區以后，中央蘇區“左”的做法可謂變本加厲。當時不僅加劇對地主富農及其家屬的拘捕押禁與沒收懲罰，而且對一般民眾也大舉公債谷票，借糧征兵，甚至以退公債谷票、濫發紙幣的辦法變相克扣農民。光是1933年底到1934年9月這段時間，強征新兵即達10萬，發行公債300多萬，“動員”群眾退還到期公債券支援“國家”約100萬，除正常征收外，還硬性“借谷”兩次共84萬擔 這裡面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強迫“擴紅”和“查階級”。到1933年11月，中央蘇區農村中佔人口總數平均25%的男勞力（16—55歲），僅當兵、作挑夫及外出工作者，即已佔去全部男勞力總數的80%上下。以當時蘇區所有農民200萬計，蘇區男勞力實際隻有50萬左右，也就是說，到1933年11月，出外當紅軍及工作者，至少已達30萬以上，再強迫“擴紅”10萬，勢必將農村中男勞力大部抽空。這種情況自然弄得民心動搖，僅1934年8、9兩個月，棄械逃歸的士兵，就有數千人之多。

博古中央一面竭澤而漁，一面又極力加劇內部矛盾。在查田查階級的運動中，他們堅持奉行“隻講成分，不講工作”、“不問表現如何”的方針，大批干部黨員受到清洗，許多早已劃定的成分被重新改劃。僅勝利縣一縣，二十天內即在1512家查出所謂“翻案地富”890家，並新查出地富83家。所有地主富農及所謂階級異己分子，多被強迫編入永久勞役隊，其他的一部“驅逐出境”，一部“就地槍決”，所有財產全部充公。由於沾“富”就有生命危險，大批中農人人自危，“拼命吃穿，不想擴大生產”，許多人干脆連田也不種，以免受累不說還要遭罪越講階級、查階級，就越能夠得到下面送上來的說明階級斗爭嚴重的材料，博古中央也就越緊張。准備大舉突圍時，他不僅對外界，而且對黨內，包括對政治局大多數人也封鎖消息。暗中更把黨的干部也分為幾類，有信得過的，有信不過的，還有有各種嫌疑的，最后決定把信不過和不喜歡的，即使他們中一些人的健康狀況和自身條件都不適合在當地堅持斗爭，如過去在莫斯科與博古等人有矛盾的瞿秋白等人，都強行留下，等於讓他們白白犧牲掉﹔對懷疑可能成為隱患的，則干脆下令殺掉，像過去幾年被俘留下已經成為紅軍學校教員的一批原國民黨軍官和其他一些被懷疑有問題者，就被秘密處決了。

很難了解毛澤東當時對博古等人的這些做法究竟有多少認識。雖然毛澤東當時沒有可能直接參與中央決策，但他至少是部分地參與了領導查田運動。從他當時發表的關於查田運動問題的文章當中，也可以看出他對博古等人當時一些做法也並不都是持不同意見的。事實上，我們從上面引述的毛澤東在1942—1943年間對博古等人批判的三個方面內容中，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印証這一點。將近十年之后，毛澤東依舊認為，博古等人的“左”，主要是表現在對待中間勢力以及在黨內斗爭這兩個方面。他並沒有很清醒地意識到，正像他自己1928年給中央的報告中所講過的那樣，蘇區和紅軍在江西等中國心臟地區生存下來，是有特定條件的。隨著蘇區和紅軍的不斷擴展膨脹，它們早已大大超出了南京國民黨所能容忍的程度。即使博古等人在對待中間勢力和黨內斗爭這方面表現得不那樣極端，能夠抓住一兩次機會，中央蘇區和紅軍也還是很難在江西長期堅持下去。當然，如果換了毛澤東，至少中共在軍事上可能不會輸得那樣慘。

1934年，蔣介石吸取了前幾次輕敵冒進的教訓，接受了德國軍事顧問的建議，穩扎穩打，層層筑堡，用絕對優勢的五十萬兵力，對中央蘇區發起了第五次“圍剿”。面對敵軍穩步推進，中共的軍事顧問李德，因肩負保衛“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領土完整的重任，故而不顧國民黨進攻軍隊的裝備、兵力和供給佔據極大優勢的情況，竟採取了“御敵於國門之外”的方針，分兵把守，到處設防，搞所謂“短促突擊”，揚言“積小勝為大勝”，甚至不自量力地僅憑其一年當兵、三年軍校的經歷，就以“野戰司令”自詡，在廣昌和高虎?先后指揮數萬紅軍，擺開架式，說是要與國民黨軍“決戰”。李德對付不了蔣介石的碉堡政策，節節后退之后，幻想以死拼來保住紅色“首都”不失，結果反而加速了紅軍的失利。僅這兩仗打下來，就使紅軍主力損失近萬人。

眼見中央蘇區再難堅守下去，生怕遭受更大損失的博古和李德慌忙通過上海遠東局上報莫斯科，請求實行戰略轉移。但博、李二人再度犯了兵家大忌，竟然把這一在強敵圍攻下的戰略性轉移搞成了一個八萬余人的集體大搬家。蘇區的各個機關，乃至於銀行、工廠等，把所有值錢的東西幾乎都挑在了擔子上。這支擁有近兩萬非戰斗成員和兩萬多新兵的龐大行軍隊伍，剛剛走到湘江，就遭到了戰斗力較強的國民黨廣西軍隊和湖南軍隊的沉重打擊，一戰損失兵力和人員過半數之多，數以千擔從瑞金搬出的設備、輜重和文件散失殆盡。從此，“戰略轉移”迅速變成了尋找落腳點的、目標變幻不定的“長征”。如此蹩腳的軍事指揮，直接關系到整個部隊和中共中央的生死安危，毛澤東終於忍無可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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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上井岡山以來，毛澤東多數時間是當書記，大半在做黨的工作，實際上他是以黨治軍，大部分時間是花在軍事問題上的，是在指揮作戰中度過的。因此，正如周恩來所評價的，他的興趣和特長多在軍事方面。多年來軍事斗爭的成功，根據地的擴大，不斷地增強著他指揮軍事的信心。學歷隻及中專，既沒有系統地研讀過理論，又沒有喝過洋墨水的毛澤東，不論如何不服氣，這個時候在馬列理論方面也隻能下狠心找些有關的書籍報紙去學習，斷不至於拿他對列寧主義理論的那些知識去和滿嘴“馬列”的留蘇學生比個高低。可是在軍事方面，毛澤東卻相當自信。因為，在他看來，那些從未指揮過打仗，特別是不熟悉農民游擊戰爭特點的“洋房子先生”，怕是隻會拿著一些教條和口號在紙上談兵而已。

然而，周恩來到底也不是留蘇學生，他1924年就開始在黃埔軍校擔任政治部主任了，並且參加過學生軍東征，后來更是直接負責指揮過上海的工人武裝起義。他在軍隊中工作和接觸武裝斗爭的時間都比毛澤東要更早。因此，接掌軍權后，他雖然基本上按照遠東局的指示，執行了所謂的“進攻路線”，一度仍舊取得了較好的戰績。1933年2月至3月，周恩來和朱德指揮部隊在黃陂和草台岡一連擊潰國民黨三個師，創下了一個月內連俘三名師長的記錄。臨時中央來后，毛澤東一度也曾想過重提寧都會議的爭論問題，但博古當即拿出這一反第四次“圍剿”的戰績來，毛自然也就不便再爭論什麼了。事實上，毛澤東自己也承認：這是國民黨發動對江西蘇區“圍剿”以來“敗得最慘的一次”。

到了1933年9月，莫斯科又通過上海方面送來一個中文名字叫李德的在蘇聯專門學過軍事的德國人，儼然一副國際代表的架勢，派頭極大，說是派來做軍事顧問的，而他上面還有一個叫佛雷德的共產國際高級軍事代表在上海遙控指揮。至此，毛澤東在軍事上就更加沒有插嘴的機會了。因此，不論他服氣與否，他一年多時間安於養病，搞農村調查，做點一般性的政府工作，如領導什麼查田運動之類，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三、毛澤東說：“馬克思主義這種東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

不管博古資歷如何、經驗如何，依照共產黨人嚴格遵守紀律的特性，隻要他已經做到那個位置上，且與人為善，實事求是，政績斐然，很難想象能夠有人向他提出挑戰。問題是，博古領導的中央抱定了一個方針，就是“寧‘左’勿右”，死守著幾個教條不放，以不變應萬變，碰得頭破血流也不回頭，終於惹得天怒人怨。

博古等人死守著哪幾個教條呢？毛澤東在1942—1943年間曾經洋洋洒洒地寫過幾篇筆記，雖語言尖刻，連諷刺帶挖苦，極具情緒化，但可稱得上是批“左”檄文，內容就是批判博古等人這時的錯誤的。

其一，是說博古等人堅持徹底革命，死抱著所謂“進攻路線”不放，不惜超越革命階段，四面出擊，並且搬來斯大林的所謂“中間派別”最危險的論斷，否定一切同盟者。對此，毛澤東辛辣地諷刺說：先是把敵人說成鐵板一塊，大的小的一齊打倒，而后干脆拿主要力量來專打小的，因為據說這些小的最危險。在蘇區要“明確階級路線”，搞什麼“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迫著他們去當綠色游擊隊，手執武器向蘇維埃拼命”﹔對國民黨則集中力量打擊想要和我們結盟的察綏抗日同盟軍、十九路軍，“於是小的被我們打得不亦樂乎，成群地跑到大的那裡去，我們卻孤零零地遭受大的小的雙管齊下，把我們打得要死。正是‘周郎妙計安天下，賠了夫人又折兵’”。“這種革命，要對付全世界的帝國主義與整個中國地主資產階級政府，又把‘十九路軍一切官長’也當作敵人，真是世界革命史上唯一無二或者至少是稀罕的杰作！”“所謂‘打倒一切’的學說，就是這批老爺們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史中的杰出的‘創造’。”

其二，是說博古等人不顧現實條件與群眾覺悟，不僅堅持革命隊伍要純粹又純粹，革命道路要筆直又筆直，而且“任何人不許說一句真話，如像‘困難’之類，是一個字也提不得的，提了就要挨打”。結果是到處唱高調，“輕敵盲動，驅使群眾（其實是幾個先鋒隊）如驅羊，閉著眼睛天天叫他們斗、斗、斗，結果斗個精光”。而對那些希望實事求是的同志，則大搞“無情斗爭，殘酷打擊”，到處扣“右傾”帽子。毛澤東滿懷怨懟地形容說，這個“最堅決最殘酷的斗爭”，“是叫我們預備后事的，像阿Ｑ在畫過圓圈綁赴刑場的光景一樣……說時遲，那時快，午時三刻，喝一聲‘到’，砍了！從此‘機會主義’的領導者們威信掃地，永世不得翻身。而‘完全正確’的‘中央路線’呢？就高唱凱旋，長命富貴了！”

其三，是說博古等人崇尚空談，張口“馬列”，閉口“馬列”，“自封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唯我獨“左”，“自賣自夸，隻此一家，別無分店”，但“我們老爺的‘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是不顧時間、地點與條件的”，“其特點是夸夸其談，從心所欲，無的放矢，不顧實際”。“誰要是在時間、地點與條件上面提出問題，誰就是‘機會主義’”，而他們卻“隻知牛頭不對馬嘴地搬運馬克思、列寧、斯大林，搬運共產國際，欺負我黨與中國人民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認識水平與對於中國革命實踐的認識水平的暫時落后而加以剝削”。毛澤東因此慨嘆道：“我常覺得，馬克思主義這種東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中國自從有那麼一批專門販賣馬克思的先生們出現以來，把個共產黨鬧得烏煙瘴氣，白區的共產黨為之鬧光，蘇區與紅軍為之鬧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吃了馬克思主義太多的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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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毛澤東不滿地說：“我那個時候被扔到茅坑裡去了，搞得很臭”

毛澤東是一個有著強烈個性的領導人。他很看重他靠槍杆子打下來的一切，並且很相信自己的計算與經驗。對於那些“下車伊始，咿哩哇啦”，動不動就搬出些書本教條來教訓人的黨的領導人，毛澤東從來不大買賬。偏偏六屆四中全會前后，共產國際一面高度重視留蘇學生，一面明令中共中央要把工作重點從城市轉到蘇區來。結果大批留蘇學生陸續回國，對國內工作情況尚未熟悉，就紛紛被委以重任，派入蘇區。這批學生，大多數經歷都與博古類似，與毛澤東這些土生土長的干部比較起來，因為喝過洋墨水，懂得許多教條，因而自視很高以外，還深受蘇共黨內“路線”斗爭的熏陶，學會了凡事上綱上線，搞“無情斗爭，殘酷打擊”那一套。因此，他們到中央蘇區來，不可避免地要與毛澤東發生激烈沖突。

還在六屆四中全會之后不久，中共中央就派了一個代表團到中央蘇區來傳達貫徹四中全會精神。他們來后因基本肯定了毛澤東當時主持的反“AB團”的斗爭，毛澤東也接受了他們關於在軍事上必須集中兵力實行“進攻路線”的意見，因此兩方面相處一度還算融洽。但即使這樣，他們中一些剛剛從莫斯科回來的學生，仍舊在一些具體問題上與毛澤東發生了矛盾。毛澤東批評他們動輒引經據典、上綱上線、搞“本本主義”，他們說毛澤東是“狹隘經驗論”，甚至聲稱“山溝裡出不了馬克思主義”。因此，毛澤東在背后給這些從城裡來的“欽差大臣”起了一個綽號，叫做“洋房子先生”。

當第二批“洋房子先生”於1932年浩浩蕩蕩地來到蘇區后，在蘇區中央局中的力量對比就明顯地不利於毛澤東了。當毛澤東根據當時的軍事形勢強調生存第一時，從博古中央到中央局的大多數人都極力鼓吹攻打大城市的“進攻路線”，指責毛是“等待主義”和“純粹防御路線”。剛一得知10月初中央局在寧都召開會議與毛澤東發生爭論，博古、張聞天等就明確主張取消毛澤東的軍權，並對周恩來曲折地替毛辯護表示不滿，認為周是調和派。臨時中央反對毛澤東的斗爭由此開端。

當然，反對毛澤東的斗爭從一開始就不同於博古他們在莫斯科所經歷的那些運動。博古到底還不是那種喜歡整人的人，看問題也頗多書生氣。蘇區爭論的消息傳來，他一面表示：對毛“應該作堅決的斗爭”，一面仍強調：“要估計到澤東在蘇區紅軍中的威信”。遠東局代表雖然對毛澤東總愛固執己見極為不滿，但在同意中央局關於把毛澤東召回后方專門主持蘇維埃政府工作和公開批評毛的同時，也還是不能不強調“應該說服教育，並繼續吸收他參加領導機關的工作”。

最有意思的是，遠東局的電報發出不過一周時間，莫斯科就來電嚴厲禁止對毛澤東採取任何組織措施。為此，遠東局不能不接連致電蘇區中央局更正自己的說法，稱：周恩來的意見是對的，一部分同志責備恩來為調和派是不正確的。路線斗爭固然必要，“同時必須估計到保証領導一致在目前的重要意義”。“關於與澤東同志的態度，我們重復說：甲、以說服的態度，設法爭取他贊成積極斗爭的路線……乙、我們反對現在將他召回，如果他服從黨的紀律，在目前採取這一步驟，將給紅軍與政府以極嚴重的影響。

博古中央是1932年10月下旬得到莫斯科關於遷往中央蘇區的電令的。幾個月后，即1933年初，上海最后一批“洋房子先生”都先后搬到蘇區來了。奇怪的是，來到這集中了大批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的中央蘇區，博古等人竟沒有誰想到過應當“交權”。唯一了解情況的周恩來又一向不喜歡多事，共產國際既未提出，他亦不便提起此事。其他原中共中央領導人，包括毛澤東在內，或不清楚上海權力移交時的情況，或以為此即共產國際意圖，因此，臨時中央到蘇區后，除了增加原來的政治局委員外，博古等人依舊繼續坐在先前的職位上。甚至，原來還說是臨時中央集體領導，分工負責，博古可多管一些一般工作，到蘇區后第一次會議上討論分工時，大家干脆一致推舉年紀最輕的博古“把總”。博古雖然推讓了一下，架不住多數與會者異口同聲。結果，就出現了一個名正言順的“博古中央”。

博古中央到中央蘇區后，自然要想辦法具體掌握中央蘇區的軍政權力，這就難免要過毛澤東這一關，因為蘇區這時省縣一級的領導人，大都還是毛澤東任上任命的有實際工作經驗的干部。一方面隻會照本宣科的博古等人看不慣憑經驗辦事的大多數土生土長的干部，另一方面這些地方干部對那些“下車伊始，咿哩哇啦”的“欽差大臣”式的新領導人，也總有些格格不入。因此，在蘇聯學到的那一套路線斗爭的法寶就派上了用場。所謂反“羅明路線”的斗爭，即因此而起。

羅明，當時是中共福建省委代理書記。因其主管的閩西區地處蘇區邊緣，實為游擊區，形勢復雜多變，群眾工作困難，因此堅持必須採取區別於中心區的靈活政策，結果被中央組織局主任李維漢揪住狠批。博古見狀，也就毫不客氣地指責羅明是中央蘇區“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代表，從而導致了一場反“羅明路線”的斗爭。在中共早期的歷史上，公開祭出“路線斗爭”的旗號，大規模地打擊持不同意見的干部，這算得上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這次所謂“路線”斗爭，從閩西區斗到粵贛邊區，再斗到江西區，進而又斗到閩贛邊，最后甚至斗到紅軍高層，整整斗了一年時間，把整個中央蘇區打了一個遍。連批帶斗，連撤帶關，輕而易舉地把所有流露不滿情緒的原蘇區干部統統打了下去，所有重要位置被大批到來的留蘇學生和博古他們信得過的人盡行佔去。毛澤東雖因受到莫斯科和上海方面點名保護，未遭厄運，到底也還是成了間接斗爭的對象。他之所以被奪去政府主席的職務，隻給了一個蘇維埃政府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的虛名，這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毛澤東見到此種情形，隻好借養病為名，生悶氣、躲清閑，很長一段時間除了跑到農村去搞搞調查，在病床上看看書，幾乎無所事事。但也正是因為這樣，毛澤東躲過了隨時可能被劃入打擊對象的1933年，很長一段時間裡在黨內不再引人注目。同為留蘇學生，又是政治局重要負責人的張聞天，1933年2月來到瑞金以后，長達一年半的時間對毛澤東毫不了解，就是這種情況的寫照。張聞天回憶說，到蘇區一年半，毛澤東“究竟他是個什麼人，他有些什麼主張與本領，我是不了解，也並沒有想去了解過的”，當時確實“不重視毛澤東同志”

張聞天何許人？他先后去過日本和美國留學，雖然都是半途而返，但五四時期已開始發表並翻譯文學作品，小有一些名氣。1925年加入中共后不久即被派赴蘇聯留學，在中山大學畢業后成為少數升入莫斯科紅色教授學院的中國學生之一，在蘇聯整整留學五年。論學歷、黨齡以及理論訓練，他都明顯高於博古。不僅如此，1931年博古還只是團中央書記時，他就先於博古一步被米夫點名推薦進了中央，接替去蘇區的沈澤民，連中央委員都不是就直接當了中央宣傳部長。以張聞天這樣舉足輕重，又自視頗高的政治局常委，全面負責理論宣傳工作，竟絲毫不了解，也不想了解毛澤東，不難想象毛這時“韜晦”之深。

其實，毛澤東這時也未必就是存心韜晦。毛澤東自寧都會議上因防御與進攻、分散與集中的軍事路線問題與“洋房子先生”們爭論失敗，被解除軍職后，對周恩來接替指揮一度並不看好。他曾專門留下話來，說明如前方需要，他還可以回來。言外之意，你不行了，就來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