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连载：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大千世界

还在1928年6—7月召开于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上，毛泽东就由“五大”的候补中央委员晋升为正式的中央委员了。尽管在政治局具有重要地位的张国焘当时相当尖锐地抨击了农村武装割据的方针，但很明显，这丝毫没有影响共产国际对毛泽东抱有新的好感。当然，直到1929年，毛泽东多半还只是被俄国人视为“中国游击运动”的一名极为出色的领袖人物，而“游击运动”更多地还被看成是中共夺取政权的一种辅助手段。因此，俄国人多数情况下谈论毛泽东时更多地还是依照苏联红军一长制的传统，把军事领导人朱德放在毛泽东的前面，并称为“朱德和毛泽东”。而莫斯科的多数领导人也未必完全放弃了在中国搞中心城市暴动的想法。但是，进入到1930年之后，情况明显地有所不同了。

1930年4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会议上，人们开始强调毛泽东作为党的前委书记对部队的掌握和领导紧接着，在5月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斯大林不止一次地与中共代表或与共产国际的领导人谈到中国革命的方法问题。他显然已经意识到，很难简单地把俄国的一切照搬到中国去，中国很可能要走武装革命的道路，而不是俄国或欧洲的一哄而起的夺取中心城市的道路，也就是要依靠农村中的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而非靠单纯地做工人和士兵的宣传鼓动工作，来创造夺取政权的条件。因此，红军在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必须被提升起来。斯大林明确表示肯定一直被许多共产党人怀疑的“工农武装割据”的做法，他向当时正在莫斯科的周恩来提出：既然中国的军阀都能够搞武装割据，你们为什么不能建立大一些的武装根据地。如果有四川那样大的一块地方，中国革命就好办了 斯大林的话清楚地显示出，毛泽东当年的路走对了。

根据斯大林的意见，共产国际开始公开肯定毛泽东的革命方式。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则直截了当地建议中共中央任命毛泽东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并加入中央苏区中央局 尽管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一时还转不过这个弯儿来，莫斯科却态度鲜明地要求中共迅速把它的主要干部和整个工作的重心都转移到农村根据地当中去。《真理报》第一次公开宣布说，中国的红军已经有13个军，6万余人，并且拥有大量的游击队、赤卫队和少年团及其他农民武装的支持，活跃在10个省份的773个县中，至少“有一百二十七个县处于红军的掌握之中”，18个地区已经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因此，“红军的各军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下正在变成为土地和政权而斗争的劳动农民群众的武装力量”，“成为中国革命新高潮的重要因素之一”这种情况毫无疑问进一步提高了毛泽东的声誉。当1930年秋天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召开时，从莫斯科回到中国来的周恩来传达了斯大林的有关指示，而毛泽东顺理成章地再度得到提升，被补入了政治局，又一次成了政治局的候补委员。

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后，根据莫斯科的指示，中共中央开始酝酿在全国最大的苏区根据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最初，依照惯例，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自然成为未来中央政府主席的唯一候选人，而1930年红军攻入长沙时，公开宣布的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也是向忠发。但考虑到向忠发仍处于秘密状态中，不大可能前往苏区，因此这位显然并不十分了解莫斯科方针和做法的老工人出身的党的总书记主动提议，应当由创立了这块根据地并身为根据地党政军最高负责人的毛泽东来任政府主席。此一提议先报到共产国际远东局，继而又转报到莫斯科，很快即得到莫斯科的认可而按照莫斯科拟定的模仿苏联的政权体制，毛泽东当即被内定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毛泽东一跃成为苏维埃中国的最高政治领袖。不管这个时候党内的一些当权者怎样看待毛泽东的地位，至少在注重形式的莫斯科看来，毛泽东的地位已是举足轻重的了。

大千世界

四、共产国际注意到毛泽东“史诗般的英雄行动”，对其另眼相看

毛泽东再度成为苏联报刊上的新闻人物，按照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的说法，又是“正确地贯彻了”共产国际路线的结果。不过，与上一次为农民造反助威不同，这一次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亲自参加了暴动，只是当他看到形势不利，自作主张带着一队武装径直上了江西的井冈山，去当了“山大王”。而当时恐怕没有人相信他这样做是一种有远见的行动。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仍旧是在罗明那兹的指导之下，在1927年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已经在井冈山落下脚来的毛泽东不仅没有受到表扬，反而受到严厉的处分，不仅被点名批评，而且被免去了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

可以肯定，如果这一次换了别的人，多半是不会像毛泽东这样去做的。如果这样，毛泽东未必会被撤去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但显然也不会有后来那支创造了中共军事史之最的井冈山红军。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冒险做出如此选择，他的农民出身、从事农民运动的经验以及熟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经历，显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这时已经非常明显地显露出高度重视力量对比和善于依照力量对比灵活地决定政策策略的决策特点来了。他关于必要时应当“上山”的观点，还在国共关系全面破裂的最后关头，即1927年7月4日召开的一次中央会议上，就已经初步形成了。当时，蔡和森就提出了农民自卫军应当“上山”的建议，极其看重军事的毛泽东当即附和，强调：面对国共破裂的严重局面，也只有“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要造成军事势力并设法保存它，这是毛泽东这时期考虑的中心问题。在“八七”紧急会议上，毛泽东也很清楚地表明了他的这一想法，特别是提出了非掌握“枪杆子”不能夺取政权的观点“上山”就是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他用来建立和保存革命的“枪杆子”，以便日后夺取政权的一种不得已的办法。然而，也正是因为他上了山，创立了根据地，中国从此也才像苏联一样，有了一支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红军”。

从俄国和欧洲革命的经验出发，城市和乡村的关系，就类似于头颅、心脏和四肢的关系，刺中手臂，并不能置人于死地，相反，刺中心脏或砍下头颅，四肢再健壮也无济于事。因此，共产国际最初也并不相信毛泽东所创立的这种与“落草为寇”并无二致的所谓“红军”，在远离大城市的穷乡僻壤里究竟能有多大作为。但中国红军的产生与存在，毕竟是中国革命的一种新生事物，即使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虽然怀疑红军的生存能力，却也还是花了相当的时间与中共代表讨论了保存这一工农武装的必要性。只不过，他的办法在今天的人听起来似乎有点好笑。因为他说：你们不要老呆在一个地方不动，那样会把那里的老母鸡吃光的。我建议你们化整为零，不断地游动，今天到这个地方住一些时候，杀一杀土豪劣绅，吃一吃饭，喝一喝鸡汤，明天到另外一个地方杀一杀土豪劣绅，吃饭喝鸡汤。等到有一天民众都起来了，放一个号炮，就可以杀出来参加夺取中心城市的总暴动了

在欧洲国家那样小的范围内和那样发达的交通条件下，布哈林弄不清楚中国红军有什么必要以及如何能够在偏僻的乡村和山沟里生存发展，这是很自然的。但是，从南昌，到两湖，到广州，擅长城市暴动和街垒战的一批俄国人、德国人被派来亲自组织中国人暴动，却没有一次得到了像他们所期望的那种成功。特别是在1927年12月的广州暴动中，不仅共产国际代表、德国暴动专家，甚至苏联驻广州领事馆的外交官都开着插着胜利标志的红旗的汽车，在广州街头为暴动的工农奔前跑后，结果是只坚持了不到两天就惨遭失败。当苏联外交官同无数暴动工农一同横尸广州街头之后，莫斯科的领导人这才终于开始意识到，这种以夺取个别中心城市，从而一哄而夺取全国政权的暴动策略，在中国也许未必合适。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能不重新重视起毛泽东所创造的，尽管是生长在他们几乎在地图上都找不到名字的偏僻乡村里的红军游击队来了。在那种白色恐怖的严酷时刻，唯有这些远离城市的红军游击队仍旧显露着它的生命力。这也许是苏共中央又开始对毛泽东另眼相看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928年底，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从一份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中了解到，中国各地的工作都处于严重困难之中，问题成堆，唯独毛泽东所在的湘赣边境数县形势甚好，不仅“逐渐纠正了下级盲动主义”，而且“土地革命确实深入了群众”。从此之后，莫斯科明显地又开始重视起毛泽东的名字来了。

据不完全统计，在从1929年初开始至1936年初这段时间里，“毛泽东”这个名字在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的各种重要文章当中，就出现了近六十次之多。令人感兴趣的是，在最开始的报道中，俄国人的说法飘忽不定。一会儿声称毛泽东他们有一万人，拥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一会儿又说那些数字可能有些夸大。一些说法一望即知并非来自中共方面的报告，而是选自上海的中国报纸。这些都反映出共产国际这些刊物的编者充满革命幻想，其实对毛泽东和红军既不了解，也并不那么有信心。但注意到并且公开宣传这一新生事物的本身，毕竟显示莫斯科已经在开始重视毛泽东和他的红军了。

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提到毛泽东和红军要略晚些。但值得注意的是，它一发现这一新事物，就立即给予了高度评价。它声称：“其史诗般的英雄行动是十分引人注目和具有重大意义的。”它并且宣布说：“现在恐怕谁也否定不了朱德和毛泽东的红军已取得重大胜利，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支军队无疑地已成为中国游击运动中出现的最为重要的现象”，以至“几个月前何键宣布，悬赏五千大洋捉拿朱德和毛泽东”。多半正是由于《真理报》的重视，到了1929年，毛泽东的名字至少在莫斯科上层领导机关当中，已经耳熟能详了。据这一年7月的《真理报》介绍说：任何“稍微注意一点有关中国事态的报道的人”，已经都很熟悉毛泽东和朱德这两位“中国游击运动”的领导人了。因为，这是两位“极为出色的领袖的名字”

大千世界

三、毛泽东欢呼农运“好得很”，共产国际称赞毛的报告出色

毛泽东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来，已是1925年9月了。当时，曾在上海执行部与毛泽东一同工作过的国民党领导人汪精卫等仍对毛抱以相当好感。因此，毛泽东来到广州不几天，已经身为国民党政治领袖的汪精卫就出面推荐毛来代理由他兼任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而汪精卫不了解的是，此番的毛泽东与一年前的毛泽东已经大不相同了。

这次回家，毛泽东更多的是同农民而不是同工人在一起。在乡下住着的时候，他组织发动了当地农民的斗争，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这种情况使毛泽东意识到，在中国，农民的革命作用可能远比工人的革命作用更直接、更可靠。在中国的亿万农民当中蕴藏着巨大的革命潜力。从韶山老家回来，他显然已经开始感觉到中国革命力量之所在了。因此，他很坚决地支持了共产国际关于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的主张，并公开发表文章提出：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势力永远不会被根本打倒。因此，“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

在国民党“二大”召开后，毛泽东受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的委派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这一经历更使他对农民问题情有独钟。而随着1926年秋两湖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地迅速兴起，中共中央也再度注意到并重新起用了毛泽东。他被任命为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重又回到了上海。作为领导农运的中央农委书记，眼看盼望已久的农民革命如今竟真的变为现实，毛泽东怎么能不为这翻天覆地的农民造反而激动而叫好呢？1927年初，毛泽东的一份报告一举改变了他过去在共产国际代表心目中的印象。

1927年1月，毛泽东去湖南实地考察农民运动，深为农民自发的造反行动所鼓舞。他到长沙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明确反对一切限制农民造反的做法，强调“非如此不足以推翻现在乡村之封建政治”。到国民政府所在地武汉后，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洋洋洒洒地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大声疾呼：“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报告》3月刊出后，迅速引起了正在推动中国土地革命的共产国际代表的重视，并被译成俄文送往莫斯科。于是，莫斯科的领导机关第一次注意到了“毛泽东”这个名字。这时，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全会刚刚通过将中国革命引上非资本主义道路的激进决议，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对掀起工农运动、推进中国革命正充满幻想。恰好毛泽东写了这篇为农民造反和土地革命大声叫好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共产国际立即大加赞许，并从5月开始陆续在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的俄文版、英文版和中文版以及《革命东方》等杂志上，广为译载介绍。在共产国际机关刊物上，特别是在其俄文版，能够享受如此殊荣的，毛泽东可算得上是中国第一人了。甚至，他还荣幸地被当时的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列入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政治报告当中。布哈林在说明中国的农民运动时，十分赞赏地引用了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说法，几乎是赞不绝口，认为毛的“报告写得极为出色，很有意思，而且反映了生活”，“其描写极为生动”，“提到的农村中的各种口号也令人很感兴趣”

也许，在5月份召开的中共“五大”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与共产国际的上述好评还扯不上多少关系。毕竟这两个会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召开的。但毛泽东重新入选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这件事，至少标志着他已经重新得到由莫斯科派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的信任。而几个月后，从莫斯科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显然就十分清楚共产国际领导机关对毛泽东的这一评价了。在他8月上旬主持的为应付大革命失败而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所谓“八七”会议）上，毛泽东继中共“三大”之后再度被提名进入了中央领导核心，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不难看出，这一次莫斯科确实对毛泽东有了好印象。

大千世界

二、毛泽东回忆说：那时年轻，“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

马林，这位共产国际的早期代表，不论在中国，还是在俄国，都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甚至我们今天的一些书和文章，每每还在那里历数马林当年“贬低”中国共产党的种种“右倾”言行。说毛泽东是马林的人，似乎不是什么值得让人炫耀的事情。即使在当年，这种说法里面其实也暗含着一种批评的意味，因为共产国际领导机关当时就认为马林低估了中国共产党的作用。因而这一次毛泽东进入中央领导核心，未必与共产国际的看法有多少关系。

在中共“三大”之后不久，马林就因为不被共产国际所信任而被召走了。这边马林走了，那边莫斯科又派来一个一心只想推进国共合作的鲍罗廷来做广州国民党的政治顾问，并兼顾广东地区共产党的问题。因此，可以说直到1924年上半年，中共中央的政策都没有发生重要变化，毛泽东也仍旧是中共党内最主张务实的一个。这和他后来在农民问题上的激进立场形成了相当大的反差。

关于毛泽东当时的务实态度，在前苏共中央党务档案馆保存的有关档案中有明确的记载。从1924年1月鲍罗廷召集的讨论国民党“一大”宣言等文件的中共党团会议记录看，当会议讨论到要不要提出反对大地主的口号时，毛泽东很明确地讲：我们的组织还不够强大，影响还到不了群众，恐怕还不适宜马上提出“反对大地主”的口号。经验告诉我们，一旦提出这样的口号，立即就会遭到官员和商人们的反对，我们必然会失败。可以肯定，目前中国农村的阶级分化还远未到开始为土地而斗争的这一步，这种口号现在吸引不了农民群众。在3月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全会上，作为中央代表的毛泽东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在那里不仅不同意提出“土地革命”的口号，而且强调应当让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以致我们在莫斯科的档案里可以看到当时青年国际代表达林3月30日写给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信中直截了当地断定毛泽东“一定是马林的人”，称毛在全会上关于国民党作用以及农民问题的发言“让人瞠目结舌”。达林说毛居然主张“在农民问题上应该放弃阶级路线”，认为“在贫苦农民中间不会有什么作为”，应该加强对官员和乡绅的工作。鉴于这种情况，他“已经写信给党中央，请求指派新的代表”来指导团的工作

应当说明的是，这个时候的莫斯科有着各种不同的声音。斯大林强调，共产国际代表眼下在中国的任务绝不是为了共产主义的目标，一切要服从于反对帝国主义的需要。而共产国际领导人却相信，共产党必须领导民族运动，以便最终把民族革命引上阶级革命的轨道。当年的马林虽然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因为他同时接受苏联外交代表越飞的指派，兼做外交工作，因而其观点难免更符合苏联外交部的方针，与共产国际指导机关的路线不那么一致。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内部意见分歧，很大程度上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比如，当时主持工人运动的张国焘反对国共合作，就不完全是他更接近工人的结果。“三大”召开时，张国焘之所以敢于公开同马林唱对台戏，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刚刚从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回来，知道共产国际不仅不赞成无条件支持国民党，而且毫不含糊地提出了组建强大的群众性政党、实现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权的问题，提出了“实行土地革命”、“没收地主土地”的主张可是，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马林，在主持中共“三大”时还没有收到莫斯科发出的这一政治指示。多少与这种情况有关，导致马林把张国焘排斥在了新的中央领导核心之外，而且继续在那里强调“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重要性。

陈独秀就中共“三大”的决议给莫斯科的报告，清楚地反映了大会决议与共产国际上述指示精神存在着明显的分歧。陈独秀讲：目前要组织革命力量，必须在国民党的旗帜之下，因为只有国民党才能领导国民革命运动，共产党的根本发展只有在国民革命成功、阶级分化明显之时才是可能的。显然，毛泽东在很长时间里是按照中共“三大”的上述方针去认识问题的。即使在马林被调离中国之后，因为接替马林到广州去的鲍罗廷同样是斯大林的人，执行苏联外交部的使命，与马林的说法并无太大区别。因此，毛泽东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看法与共产国际有什么不同。他后来曾经谈起过当时自己的心态，那就是，因为在很多问题上既少理论又少经验，故“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而这个时候在毛泽东心目中，革命的最高领袖自然是莫斯科，是它的代表。他哪里知道，莫斯科里面也是各唱各的调呢？结果，那些本来就对马林的观点持不同立场的党内同志，包括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在内，难免会对毛泽东尖锐地表示异议。

1924年12月底，终于发生了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毛泽东不顾半个月后即将召开中共“四大”，举家迁回湖南老家韶山冲去“休养”！要知道，毛泽东这时不仅是中共中央仅有的九个执行委员之一，而且是中央局唯一负责文书和会议的秘书，甚至还是刚刚组成不久的负责全党组织及干部工作的组织部部长，其地位之重要，职责之重大，与即将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关系之密切，可以说一望即知。他如何会在此关键时刻为了这一未必需要的“休养”而一走了之？迄今为止，只有施拉姆等少数外国学者就此提出过他们的疑问，国内的有关著作对此多半缄口不言，或者只是借用毛泽东当年对斯诺的说法：“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去休养——我在上海生了病。”

毛泽东1924年春夏之交在上海有过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他英姿勃发，看得出他当时固然身兼国共两党诸多重要职务，工作繁重，但精神和身体都相当不错。比较早就患上严重气喘病却仍旧不分白天黑夜地拼命工作的蔡和森，说毛泽东仅数月即“积劳成疾”至完全无法工作，自然不可信。并且，毛既然能够举家坐车乘船从上海长途跋涉前往湖南老家农村，说他病重到了根本不能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四大”的程度，无论如何也说不通。

其实，只要注意一下当时的党内通讯，看一看中共“四大”的选举结果，就不难判断毛泽东为什么会在对他政治生涯具有重要意义的“四大”召开前夕断然离开上海。

还在1924年5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就来到中国，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扩大的执行委员会会议，开始扭转中共“三大”过于强调国民党作用的倾向。从此，中共中央的整个方针开始左转，陈独秀甚至开始提出：莫斯科“不应当无条件地或无限制地支持国民党”。此后不久，即发生国民党内少数人公然提出弹劾共产党案，而孙中山竟然赞同于8月召开讨论这一提案的国民党二中全会，陈独秀自然反应强烈，转而推动全党“由防御转入进攻”，甚至提议退出国民党。正因为如此，早就不满于根据马林建议实行的这种党内合作形式，特别是不满意中共“三大”过分看重国民党的方针的众多党内同志，迅速反弹。12月初，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再度来到上海召开会议，又进一步鼓励中共中央坚持阶级路线，马林那种“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方针遭到彻底否定，已是大势所趋。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

有资料表明，毛泽东在1924年间对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投注了极大的热情，颇得国民党领导人的好感。而维经斯基来后，却含蓄地批评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中“我们同志”的工作，身为上海执行部中中共最高负责人的毛泽东自然难辞其咎。联系到当时党内有人把过于热心上海执行部工作的毛泽东戏称为“胡汉民的秘书”，有人撰文直截了当地批评毛泽东的观点，不难想象毛泽东当时可能受到何种压力。由此造成的结果是显然易见的：在成为中共政策左转标志的“四大”上，当年激烈反对马林主张的张国焘重新回到中央领导核心中来了，而当年支持马林的毛泽东被免去了在中央的一切职务。也许我们不必再去详细考证毛泽东当年出走的具体经过了，因为我们无论如何没有理由说，毛泽东在“四大”落选是因为维经斯基和与会的其他中共代表要照顾他“休养”。

大千世界

要搞国共合作，就要有一个为主为次的问题了。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坚信自己是中国唯一真正革命的政党，并且一度坚决反对自己的党员与其他党派发生关系，原因就是担心自己的党员会与其他党派同流合污，从而降低了自己的标准 1922年中共“二大”之后，虽然按照莫斯科的要求放弃了一步实现社会革命的纲领，改成先搞民主革命、后搞社会革命的“两步走”的策略，准备实行联合战线，亦即统一战线政策，但它最初依然希望能够在这种联合的行动中居于主导的地位 而少数从事工人运动的共产党人，甚至根本就怀疑共产国际的这种主张，不相信有与国民党合作的必要。

不过，1922年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年幼，而且只有区区二百人。即使这二百人左右的小组织，也还需要在共产国际的资助下才能正常开展工作。故它宣告成立的1921年虽然没有加入共产国际，1922年就不能不正式加入到这个世界共产党当中去了，亦即成了共产国际下面的一个支部。既然是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组织，且尚处于年幼阶段，它的重要方针政策自然也大都是由莫斯科管中国事务的俄国人来制定的。不仅如此，莫斯科还派出一些有革命经验的外国共产党人，来中国党的中央做具体的指导和帮助工作。

这个时候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代表是一个中文名字叫马林的荷兰共产党人，他有过在东方国家工作的经验。在与孙中山讨论之后，他不仅认为共产党必须与国民党合作才有存在的价值和发展的条件，而且相信这种合作只能采用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这种特殊的方式，才有可能得到孙中山及其国民党人的赞同。他的意见迅速得到了莫斯科的赞同

让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中进行工作，国共两党谁主谁次，一望即明。这自然要让党内的许多人感到不满。围绕着两党合作的问题，中共党内很快就出现了不同意见的争论。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较早投身于实际工作中的一个，他从一开始就属于党内比较务实的一群。在当时的党内争论中，毛泽东显然是支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观点的。而这场争论，一直到1923年中共“三大”召开前夕，乃至于会议期间，都一直在持续着。从马林记述当时争论内容的笔记看，毛泽东对马林的观点颇多赞同。在发言中，他根据一年多来从事湖南、江西工运工作的切身体会，态度鲜明地指出：目前中国工人一是人数少、力量小，二是斗争的水平低，最高目标不过是谋求改善生活条件，要把工人的斗争迅速引上政治轨道目前还有相当困难。与此相反，目前中国小资产阶级政治上比较活跃，小资产阶级控制的国民党有发展前途，也可能领导目前的运动，因此，他明确主张：“我们不应该害怕加入国民党。”不仅如此，毛泽东在这时还公开发表文章，帮助当时党的领导人陈独秀来宣传革命要分步进行的观点。他明确讲：现阶段的革命，应当由国民党来担负起最重要的革命责任。他呼吁中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商人团结起来，强调商人越团结，“领袖”国民的力量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

话虽这样讲，事实上毛泽东从切身的体会出发，不仅不看好中国的工人运动，而且也并不真的十分看好国民党以及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作用。毛泽东很清楚国民党在国内向来没有多少基础，虽有些拥护者，也多是一盘散沙，且无一兵一卒。由于他很看重政权的作用，因此，他对武装实力看得很重，绝不相信像孙中山那样在军阀中间纵横捭阖就能够取得革命的成功。基于无产阶级革命本质是一场世界革命的观念，毛泽东这个时候内心里其实更期望来自俄国的武装援助。他不止一次地表示：单纯依靠中国自己的努力，要想成就革命十分困难，必须得到俄国的直接帮助。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欲拯救中国唯有靠俄国的干涉”；“要帮助中国开展运动，唯有靠俄国的积极支持（外交和军事上的支持）”

在当时党内的激烈争论中，作为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张国焘代表着比较激进的一方，而作为中共湖南区委负责人的毛泽东则代表着比较务实的一方。斗争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在马林指导下召开的中共“三大”最终免去了张国焘在中央的职务，提名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毛因此得以进入作为党的领导核心的中央局。我们今天有些书上说，毛泽东这次之所以能够进入党的领导核心，是陈独秀对毛泽东“赏识”的结果，注意到我们上面所说的情况，注意到马林频频引用毛泽东的话来批评当时党内激进派言论的情况，也许说毛泽东当时受到共产国际这位代表的“赏识”才更准确一些。事实上，当时在党内，甚至在来自莫斯科的俄国人中间，有些人确实也是把毛泽东视为“马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