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连载：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大千世界

二、毛泽东不满地说：“我那个时候被扔到茅坑里去了，搞得很臭”

毛泽东是一个有着强烈个性的领导人。他很看重他靠枪杆子打下来的一切，并且很相信自己的计算与经验。对于那些“下车伊始，咿哩哇啦”，动不动就搬出些书本教条来教训人的党的领导人，毛泽东从来不大买账。偏偏六届四中全会前后，共产国际一面高度重视留苏学生，一面明令中共中央要把工作重点从城市转到苏区来。结果大批留苏学生陆续回国，对国内工作情况尚未熟悉，就纷纷被委以重任，派入苏区。这批学生，大多数经历都与博古类似，与毛泽东这些土生土长的干部比较起来，因为喝过洋墨水，懂得许多教条，因而自视很高以外，还深受苏共党内“路线”斗争的熏陶，学会了凡事上纲上线，搞“无情斗争，残酷打击”那一套。因此，他们到中央苏区来，不可避免地要与毛泽东发生激烈冲突。

还在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不久，中共中央就派了一个代表团到中央苏区来传达贯彻四中全会精神。他们来后因基本肯定了毛泽东当时主持的反“AB团”的斗争，毛泽东也接受了他们关于在军事上必须集中兵力实行“进攻路线”的意见，因此两方面相处一度还算融洽。但即使这样，他们中一些刚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学生，仍旧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与毛泽东发生了矛盾。毛泽东批评他们动辄引经据典、上纲上线、搞“本本主义”，他们说毛泽东是“狭隘经验论”，甚至声称“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因此，毛泽东在背后给这些从城里来的“钦差大臣”起了一个绰号，叫做“洋房子先生”。

当第二批“洋房子先生”于1932年浩浩荡荡地来到苏区后，在苏区中央局中的力量对比就明显地不利于毛泽东了。当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军事形势强调生存第一时，从博古中央到中央局的大多数人都极力鼓吹攻打大城市的“进攻路线”，指责毛是“等待主义”和“纯粹防御路线”。刚一得知10月初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与毛泽东发生争论，博古、张闻天等就明确主张取消毛泽东的军权，并对周恩来曲折地替毛辩护表示不满，认为周是调和派。临时中央反对毛泽东的斗争由此开端。

当然，反对毛泽东的斗争从一开始就不同于博古他们在莫斯科所经历的那些运动。博古到底还不是那种喜欢整人的人，看问题也颇多书生气。苏区争论的消息传来，他一面表示：对毛“应该作坚决的斗争”，一面仍强调：“要估计到泽东在苏区红军中的威信”。远东局代表虽然对毛泽东总爱固执己见极为不满，但在同意中央局关于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门主持苏维埃政府工作和公开批评毛的同时，也还是不能不强调“应该说服教育，并继续吸收他参加领导机关的工作”。

最有意思的是，远东局的电报发出不过一周时间，莫斯科就来电严厉禁止对毛泽东采取任何组织措施。为此，远东局不能不接连致电苏区中央局更正自己的说法，称：周恩来的意见是对的，一部分同志责备恩来为调和派是不正确的。路线斗争固然必要，“同时必须估计到保证领导一致在目前的重要意义”。“关于与泽东同志的态度，我们重复说：甲、以说服的态度，设法争取他赞成积极斗争的路线……乙、我们反对现在将他召回，如果他服从党的纪律，在目前采取这一步骤，将给红军与政府以极严重的影响。

博古中央是1932年10月下旬得到莫斯科关于迁往中央苏区的电令的。几个月后，即1933年初，上海最后一批“洋房子先生”都先后搬到苏区来了。奇怪的是，来到这集中了大批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的中央苏区，博古等人竟没有谁想到过应当“交权”。唯一了解情况的周恩来又一向不喜欢多事，共产国际既未提出，他亦不便提起此事。其他原中共中央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或不清楚上海权力移交时的情况，或以为此即共产国际意图，因此，临时中央到苏区后，除了增加原来的政治局委员外，博古等人依旧继续坐在先前的职位上。甚至，原来还说是临时中央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博古可多管一些一般工作，到苏区后第一次会议上讨论分工时，大家干脆一致推举年纪最轻的博古“把总”。博古虽然推让了一下，架不住多数与会者异口同声。结果，就出现了一个名正言顺的“博古中央”。

博古中央到中央苏区后，自然要想办法具体掌握中央苏区的军政权力，这就难免要过毛泽东这一关，因为苏区这时省县一级的领导人，大都还是毛泽东任上任命的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干部。一方面只会照本宣科的博古等人看不惯凭经验办事的大多数土生土长的干部，另一方面这些地方干部对那些“下车伊始，咿哩哇啦”的“钦差大臣”式的新领导人，也总有些格格不入。因此，在苏联学到的那一套路线斗争的法宝就派上了用场。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即因此而起。

罗明，当时是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因其主管的闽西区地处苏区边缘，实为游击区，形势复杂多变，群众工作困难，因此坚持必须采取区别于中心区的灵活政策，结果被中央组织局主任李维汉揪住狠批。博古见状，也就毫不客气地指责罗明是中央苏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从而导致了一场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在中共早期的历史上，公开祭出“路线斗争”的旗号，大规模地打击持不同意见的干部，这算得上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这次所谓“路线”斗争，从闽西区斗到粤赣边区，再斗到江西区，进而又斗到闽赣边，最后甚至斗到红军高层，整整斗了一年时间，把整个中央苏区打了一个遍。连批带斗，连撤带关，轻而易举地把所有流露不满情绪的原苏区干部统统打了下去，所有重要位置被大批到来的留苏学生和博古他们信得过的人尽行占去。毛泽东虽因受到莫斯科和上海方面点名保护，未遭厄运，到底也还是成了间接斗争的对象。他之所以被夺去政府主席的职务，只给了一个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虚名，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毛泽东见到此种情形，只好借养病为名，生闷气、躲清闲，很长一段时间除了跑到农村去搞搞调查，在病床上看看书，几乎无所事事。但也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躲过了随时可能被划入打击对象的1933年，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党内不再引人注目。同为留苏学生，又是政治局重要负责人的张闻天，1933年2月来到瑞金以后，长达一年半的时间对毛泽东毫不了解，就是这种情况的写照。张闻天回忆说，到苏区一年半，毛泽东“究竟他是个什么人，他有些什么主张与本领，我是不了解，也并没有想去了解过的”，当时确实“不重视毛泽东同志”

大千世界

张闻天何许人？他先后去过日本和美国留学，虽然都是半途而返，但五四时期已开始发表并翻译文学作品，小有一些名气。1925年加入中共后不久即被派赴苏联留学，在中山大学毕业后成为少数升入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的中国学生之一，在苏联整整留学五年。论学历、党龄以及理论训练，他都明显高于博古。不仅如此，1931年博古还只是团中央书记时，他就先于博古一步被米夫点名推荐进了中央，接替去苏区的沈泽民，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就直接当了中央宣传部长。以张闻天这样举足轻重，又自视颇高的政治局常委，全面负责理论宣传工作，竟丝毫不了解，也不想了解毛泽东，不难想象毛这时“韬晦”之深。

其实，毛泽东这时也未必就是存心韬晦。毛泽东自宁都会议上因防御与进攻、分散与集中的军事路线问题与“洋房子先生”们争论失败，被解除军职后，对周恩来接替指挥一度并不看好。他曾专门留下话来，说明如前方需要，他还可以回来。言外之意，你不行了，就来找我。

自从上井冈山以来，毛泽东多数时间是当书记，大半在做党的工作，实际上他是以党治军，大部分时间是花在军事问题上的，是在指挥作战中度过的。因此，正如周恩来所评价的，他的兴趣和特长多在军事方面。多年来军事斗争的成功，根据地的扩大，不断地增强着他指挥军事的信心。学历只及中专，既没有系统地研读过理论，又没有喝过洋墨水的毛泽东，不论如何不服气，这个时候在马列理论方面也只能下狠心找些有关的书籍报纸去学习，断不至于拿他对列宁主义理论的那些知识去和满嘴“马列”的留苏学生比个高低。可是在军事方面，毛泽东却相当自信。因为，在他看来，那些从未指挥过打仗，特别是不熟悉农民游击战争特点的“洋房子先生”，怕是只会拿着一些教条和口号在纸上谈兵而已。

然而，周恩来到底也不是留苏学生，他1924年就开始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了，并且参加过学生军东征，后来更是直接负责指挥过上海的工人武装起义。他在军队中工作和接触武装斗争的时间都比毛泽东要更早。因此，接掌军权后，他虽然基本上按照远东局的指示，执行了所谓的“进攻路线”，一度仍旧取得了较好的战绩。1933年2月至3月，周恩来和朱德指挥部队在黄陂和草台冈一连击溃国民党三个师，创下了一个月内连俘三名师长的记录。临时中央来后，毛泽东一度也曾想过重提宁都会议的争论问题，但博古当即拿出这一反第四次“围剿”的战绩来，毛自然也就不便再争论什么了。事实上，毛泽东自己也承认：这是国民党发动对江西苏区“围剿”以来“败得最惨的一次”。

到了1933年9月，莫斯科又通过上海方面送来一个中文名字叫李德的在苏联专门学过军事的德国人，俨然一副国际代表的架势，派头极大，说是派来做军事顾问的，而他上面还有一个叫佛雷德的共产国际高级军事代表在上海遥控指挥。至此，毛泽东在军事上就更加没有插嘴的机会了。因此，不论他服气与否，他一年多时间安于养病，搞农村调查，做点一般性的政府工作，如领导什么查田运动之类，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大千世界

三、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

不管博古资历如何、经验如何，依照共产党人严格遵守纪律的特性，只要他已经做到那个位置上，且与人为善，实事求是，政绩斐然，很难想象能够有人向他提出挑战。问题是，博古领导的中央抱定了一个方针，就是“宁‘左’勿右”，死守着几个教条不放，以不变应万变，碰得头破血流也不回头，终于惹得天怒人怨。

博古等人死守着哪几个教条呢？毛泽东在1942—1943年间曾经洋洋洒洒地写过几篇笔记，虽语言尖刻，连讽刺带挖苦，极具情绪化，但可称得上是批“左”檄文，内容就是批判博古等人这时的错误的。

其一，是说博古等人坚持彻底革命，死抱着所谓“进攻路线”不放，不惜超越革命阶段，四面出击，并且搬来斯大林的所谓“中间派别”最危险的论断，否定一切同盟者。对此，毛泽东辛辣地讽刺说：先是把敌人说成铁板一块，大的小的一齐打倒，而后干脆拿主要力量来专打小的，因为据说这些小的最危险。在苏区要“明确阶级路线”，搞什么“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迫着他们去当绿色游击队，手执武器向苏维埃拼命”；对国民党则集中力量打击想要和我们结盟的察绥抗日同盟军、十九路军，“于是小的被我们打得不亦乐乎，成群地跑到大的那里去，我们却孤零零地遭受大的小的双管齐下，把我们打得要死。正是‘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这种革命，要对付全世界的帝国主义与整个中国地主资产阶级政府，又把‘十九路军一切官长’也当作敌人，真是世界革命史上唯一无二或者至少是稀罕的杰作！”“所谓‘打倒一切’的学说，就是这批老爷们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中的杰出的‘创造’。”

其二，是说博古等人不顾现实条件与群众觉悟，不仅坚持革命队伍要纯粹又纯粹，革命道路要笔直又笔直，而且“任何人不许说一句真话，如像‘困难’之类，是一个字也提不得的，提了就要挨打”。结果是到处唱高调，“轻敌盲动，驱使群众（其实是几个先锋队）如驱羊，闭着眼睛天天叫他们斗、斗、斗，结果斗个精光”。而对那些希望实事求是的同志，则大搞“无情斗争，残酷打击”，到处扣“右倾”帽子。毛泽东满怀怨怼地形容说，这个“最坚决最残酷的斗争”，“是叫我们预备后事的，像阿Ｑ在画过圆圈绑赴刑场的光景一样……说时迟，那时快，午时三刻，喝一声‘到’，砍了！从此‘机会主义’的领导者们威信扫地，永世不得翻身。而‘完全正确’的‘中央路线’呢？就高唱凯旋，长命富贵了！”

其三，是说博古等人崇尚空谈，张口“马列”，闭口“马列”，“自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唯我独“左”，“自卖自夸，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但“我们老爷的‘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是不顾时间、地点与条件的”，“其特点是夸夸其谈，从心所欲，无的放矢，不顾实际”。“谁要是在时间、地点与条件上面提出问题，谁就是‘机会主义’”，而他们却“只知牛头不对马嘴地搬运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搬运共产国际，欺负我党与中国人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水平与对于中国革命实践的认识水平的暂时落后而加以剥削”。毛泽东因此慨叹道：“我常觉得，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中国自从有那么一批专门贩卖马克思的先生们出现以来，把个共产党闹得乌烟瘴气，白区的共产党为之闹光，苏区与红军为之闹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吃了马克思主义太多的亏。

很难说上面的这些错误做法，都是博古中央的创造，共产国际特别是力荐博古“把总”的王明的作用肯定不可低估。但在当时那种条件下，直接刺激着毛泽东的，却是博古中央的“左”所造成的危害，这是不言而喻的。

据不完全统计，自博古中央进入苏区以后，中央苏区“左”的做法可谓变本加厉。当时不仅加剧对地主富农及其家属的拘捕押禁与没收惩罚，而且对一般民众也大举公债谷票，借粮征兵，甚至以退公债谷票、滥发纸币的办法变相克扣农民。光是1933年底到1934年9月这段时间，强征新兵即达10万，发行公债300多万，“动员”群众退还到期公债券支援“国家”约100万，除正常征收外，还硬性“借谷”两次共84万担 这里面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强迫“扩红”和“查阶级”。到1933年11月，中央苏区农村中占人口总数平均25%的男劳力（16—55岁），仅当兵、作挑夫及外出工作者，即已占去全部男劳力总数的80%上下。以当时苏区所有农民200万计，苏区男劳力实际只有50万左右，也就是说，到1933年11月，出外当红军及工作者，至少已达30万以上，再强迫“扩红”10万，势必将农村中男劳力大部抽空。这种情况自然弄得民心动摇，仅1934年8、9两个月，弃械逃归的士兵，就有数千人之多。

博古中央一面竭泽而渔，一面又极力加剧内部矛盾。在查田查阶级的运动中，他们坚持奉行“只讲成分，不讲工作”、“不问表现如何”的方针，大批干部党员受到清洗，许多早已划定的成分被重新改划。仅胜利县一县，二十天内即在1512家查出所谓“翻案地富”890家，并新查出地富83家。所有地主富农及所谓阶级异己分子，多被强迫编入永久劳役队，其他的一部“驱逐出境”，一部“就地枪决”，所有财产全部充公。由于沾“富”就有生命危险，大批中农人人自危，“拼命吃穿，不想扩大生产”，许多人干脆连田也不种，以免受累不说还要遭罪越讲阶级、查阶级，就越能够得到下面送上来的说明阶级斗争严重的材料，博古中央也就越紧张。准备大举突围时，他不仅对外界，而且对党内，包括对政治局大多数人也封锁消息。暗中更把党的干部也分为几类，有信得过的，有信不过的，还有有各种嫌疑的，最后决定把信不过和不喜欢的，即使他们中一些人的健康状况和自身条件都不适合在当地坚持斗争，如过去在莫斯科与博古等人有矛盾的瞿秋白等人，都强行留下，等于让他们白白牺牲掉；对怀疑可能成为隐患的，则干脆下令杀掉，像过去几年被俘留下已经成为红军学校教员的一批原国民党军官和其他一些被怀疑有问题者，就被秘密处决了。

很难了解毛泽东当时对博古等人的这些做法究竟有多少认识。虽然毛泽东当时没有可能直接参与中央决策，但他至少是部分地参与了领导查田运动。从他当时发表的关于查田运动问题的文章当中，也可以看出他对博古等人当时一些做法也并不都是持不同意见的。事实上，我们从上面引述的毛泽东在1942—1943年间对博古等人批判的三个方面内容中，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印证这一点。将近十年之后，毛泽东依旧认为，博古等人的“左”，主要是表现在对待中间势力以及在党内斗争这两个方面。他并没有很清醒地意识到，正像他自己1928年给中央的报告中所讲过的那样，苏区和红军在江西等中国心脏地区生存下来，是有特定条件的。随着苏区和红军的不断扩展膨胀，它们早已大大超出了南京国民党所能容忍的程度。即使博古等人在对待中间势力和党内斗争这方面表现得不那样极端，能够抓住一两次机会，中央苏区和红军也还是很难在江西长期坚持下去。当然，如果换了毛泽东，至少中共在军事上可能不会输得那样惨。

1934年，蒋介石吸取了前几次轻敌冒进的教训，接受了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稳扎稳打，层层筑堡，用绝对优势的五十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发起了第五次“围剿”。面对敌军稳步推进，中共的军事顾问李德，因肩负保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领土完整的重任，故而不顾国民党进攻军队的装备、兵力和供给占据极大优势的情况，竟采取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分兵把守，到处设防，搞所谓“短促突击”，扬言“积小胜为大胜”，甚至不自量力地仅凭其一年当兵、三年军校的经历，就以“野战司令”自诩，在广昌和高虎垴先后指挥数万红军，摆开架式，说是要与国民党军“决战”。李德对付不了蒋介石的碉堡政策，节节后退之后，幻想以死拼来保住红色“首都”不失，结果反而加速了红军的失利。仅这两仗打下来，就使红军主力损失近万人。

大千世界

眼见中央苏区再难坚守下去，生怕遭受更大损失的博古和李德慌忙通过上海远东局上报莫斯科，请求实行战略转移。但博、李二人再度犯了兵家大忌，竟然把这一在强敌围攻下的战略性转移搞成了一个八万余人的集体大搬家。苏区的各个机关，乃至于银行、工厂等，把所有值钱的东西几乎都挑在了担子上。这支拥有近两万非战斗成员和两万多新兵的庞大行军队伍，刚刚走到湘江，就遭到了战斗力较强的国民党广西军队和湖南军队的沉重打击，一战损失兵力和人员过半数之多，数以千担从瑞金搬出的设备、辎重和文件散失殆尽。从此，“战略转移”迅速变成了寻找落脚点的、目标变幻不定的“长征”。如此蹩脚的军事指挥，直接关系到整个部队和中共中央的生死安危，毛泽东终于忍无可忍了。


四、毛泽东讲：遵义会议成功，最重要是张闻天、王稼祥能分化出来

这时负责指挥一切的是所谓的中央“三人团”，它是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三人组成的，事实上周恩来主要在前方负责军事，应该负责的自然是博古和李德两人。由“三人团”来取代中共中央政治局，是基于李德所说的要高度保密的理由，但同时也是因为这位德国人看出，政治局内部日益发生分歧，行使权力极为不便。

还在1934年初中共中央六届五中全会之后不久，李德就发现领导人之间存在明显不和。他感到不解的是，这种不和为什么竟会发生在留苏学生出身的干部们之间？他曾特别告诫博古，并要他转告政治局其他从苏联回来的领导人，说：“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言外之意，留苏回来的人本来就不多，现在都身居要职，千万不要闹摩擦但这种警告毫无用处。

博古太年轻，资历太浅，留苏时间和学历都短，其总书记的工作又纯粹是因为一种偶然的机遇临时受命而来，但是毛泽东等土生土长的干部，原本就自惭形秽，再加上有党的纪律约束，再有不满，也往往安守本分，不会公开表示抗拒。然而，同是留苏学生的其他人，却不仅很难做到心服口服，而且往往容易表现出来。特别是那些已经进入中共中央的与博古先后回国的留苏学生，或者岁数大、资历深，或者留苏时间长、学历高，博古要想在他们中间取得威信，必须要做出显著政绩来才行。然而，博古在位三年，不仅政绩方面乏善可陈，而且苏区越打越小，形势越搞越困难，这就很自然地授人以柄，自己必然会陷于被动了。

广昌战役之后，书记处召开紧急会议，早对博古有所不满的张闻天就公开发难了。张闻天这时在党内的地位，相当于第二把手。但博古因为不信任张，因此利用与李德的关系和战争条件下凡事均可便宜行事或独断专行的条件，关键的事情多半都不让张闻天与闻其间。甚至，像1934年初让张闻天去做苏维埃政府主席一事，博古事先也未曾与张通过气。这自然让张怀疑博古是不怀好意，既夺了毛泽东在政府中的权，同时又把张推到最不喜欢的事务堆里去，从而名正言顺地把他排挤出中央决策圈。因此，张闻天抓住广昌战役失败的问题，尖锐批评博古、李德指挥错误，认为如此之大的损失是不必要的。博古则反唇相讥，讽刺张闻天在扮演反对革命的机会主义头子普列汉诺夫的角色，因为普列汉诺夫当年就批评俄国1905年革命得不偿失。双方当场发生激烈争吵，弄得不欢而散。事后，博古干脆把张闻天派去闽赣边“巡视”工作。张走后，博古又在会上批评张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工作，这就进一步引起张闻天的不快与疑惑。等到张回瑞金后，“三人团”已经大权独揽，政治局也好，苏维埃政府也好，都只有听差的份儿了。对此，张闻天虽无可奈何，但自然“心里很不满意”。

多半是因为同病相怜，本来与毛泽东话都很少说过的张闻天，竟开始向他并不了解的毛泽东靠拢了。张闻天回忆说：“在出发前有一天，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坦白了。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

由于一直处于旁观者的地位，毛泽东无疑是最早意识到博古和李德军事指挥错误的人。但在刚刚召开过得到共产国际批准的六届五中全会、重新确认了党的领导核心之后，要想自下而上地改变既定的领导格局，几乎是不可能的。显然，说毛泽东在离开瑞金之初就已经在设想把博古拉下来，恐怕不合逻辑。但是，毛泽东劝说张闻天和王稼祥一路走这件事本身，至少反映出他这时已在做“分化”工作，争取同盟者。颇为有趣的是，本来博古早已和组织局主任李维汉商量好，把随军西征的党政高级领导人分散到各军团里去，而毛泽东竟亲自去找了一趟博古，并说服他改变了原来的决定，同意中央主要领导人编入中央纵队统一行动。显然，博古在这一点上还帮了毛泽东的忙。

争取张闻天和王稼祥可以说至为关键。随中央红军一同行动的政治局委员，这时共有十人。其中六名正式委员和四名候补委员。这就是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陈云、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凯丰、刘少奇与邓发。十人中，留过苏的将近半数，不过刘少奇和此时负责领导另一支红军的任弼时是1921年就去莫斯科的早期留苏学生，1923年已经回国，不仅与博古等人毫不搭界，而且博古等人还一直认为他们有机会主义倾向。陈云和邓发均为工人出身，与处处显示高人一等、刚愎自用的博古等人，应该说关系一般。担任军事工作的朱德和周恩来，对博古、李德肯定会有意见。因为博古来后，听任李德控制军权，结果才有了苏区的丧失和红军的被迫大转移，下面的将领早就牢骚满腹了。但即便如此，由于凯丰跟博古较近，李德又参加会议，如果张闻天、王稼祥站在博古一边，考虑到多数政治局委员无意介入纷争，很难设想毛泽东能够成功地造成批评博古和李德的气氛。相反，如果能够把张闻天和王稼祥两人争取过来，借重二人在政治局和书记处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就很可能影响到多数政治局委员发表不同意见。这也正是为什么毛泽东后来不止一次地为张、王二人表过功。他说：遵义会议上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战胜博古等人的“‘左’倾路线”，最重要的是张闻天、王稼祥两人能够分化出来

争取到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支持与理解之后，毛泽东的自信心空前高涨。十分明显，事实已经证明，博古中央的“进攻路线”遭到了完全的失败。这也就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毛泽东过去的军事思想要正确得多。因此，毛泽东又重新开始积极地就军事问题发表意见、公开争论了。

大千世界

五、毛泽东升为常委，但分工只是“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红军刚刚进入湖南，毛泽东就主张沿湘江北上，在湖南地区开辟根据地。会议上争论来争论去，他的意见没有被通过，李德等人坚持要经潇水及湘江打广西，结果有了湘江之惨败。湘江之战更加证明毛的看法具有远见，政治局中多数人也因此完全丧失了对李德军事指挥能力的最后一点迷信。在随后与张闻天、王稼祥的交谈中，毛泽东已经能够毫不掩饰地开始尖锐批评博古和李德，并且具体“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了。由于苏区和红军的失败根本上都是博古、李德等人军事指挥和军事思想的错误产物，一方面极端不满博古、李德，一方面在军事问题上又完全是门外汉的张闻天和王稼祥，自然对毛泽东从军事角度头头是道的解释和分析心服口服。张闻天后来明确讲：这是他“从毛泽东同志那里第一次领受了关于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的教育”。

在长征期间，军事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战争胜负乃至红军存亡均系于此。湘江遭受惨重损失之后，党内军内一片怨言，矛头直指“三人团”。因此，部队刚刚开到湘桂黔交界的通道县城，毛、张、王就公开批评起博、李的军事路线来了。而后是老山界会议，接着又是黎平会议，一路开会争论。尤其是在黎平，双方的争论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李德力主部队应当转向贵州东部，而毛却坚持要去川黔边建立根据地；李德继续强调前方必须绝对服从中央统一指挥，毛则激烈反对，声称中央对前方只能指出大方向，不能干预太多，必须给前方以机动执行命令的权力。由于张闻天、王稼祥等都支持毛的意见，周恩来也以会议主席的身份表示赞同毛的观点，特别是作为当时党内最高军事指挥者周恩来的表态，可谓至关重要。因为这表明“三人团”彻底瓦解，李德已开始成为孤家寡人。果然，就连博古也看出李德的话不能再听，勉强附和了多数的看法。这弄得李德大发脾气，但亦无可奈何。其权威地位从此尽失

否定了李德的军事主张，并争取周恩来转向自己，这是毛、张、王联盟向“三人团”挑战的重大胜利。这一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他们。在黎平会议上，王稼祥就力主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来“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的提议得到通过。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入遵义县城后不久，鉴于事实上中共中央与莫斯科及上海已完全失掉联系，再听任博古、李德等人领导指挥已没有可能，长此争论不休也不是办法，因此，王稼祥明确主张：把博古和李德“轰”下来。张闻天也予以响应，并直截了当地提出：博古不行，一定要变换领导人。毛泽东对此当然赞成

为了找到足够的理论根据来否定博古、李德的军事路线，他们查阅了博古、李德保存的共产国际有关来电，欣喜地发现莫斯科的不少指示其实是同毛泽东的想法不谋而合的。如反对打阵地战和强攻堡垒，反对分兵把守和单纯防御，强调机动灵活与保存有生力量，主张集中兵力打运动战等，明显与博古、李德的军事路线不一致。有了军事指挥上的严重失败，又有了莫斯科的指示为依据，根本否定博古与李德的领导由此成了定局。

否定了博古的领导地位，是不是大家就“理所当然”地会一致推举毛泽东来做中共的领袖呢？有关遵义会议前后中共中央多数领导人一致推举毛来做中共领袖的说法，十分流行，其实却有些让人生疑。毕竟，毛泽东此前并非中共中央领导核心中人，五中全会上刚刚升为政治局正式委员，既非政治局常委，也非书记处书记，要一步登上“总书记”的地位，名不正言不顺。

从张闻天将近十年后在延安整风运动时的回忆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政治局多数人是推举张来代替博的，而张对此也是欣然接受的。他说：“当时政治局许多同志推举我当书记”，“我不但没有推辞，而且还有高兴之意”。种种情况说明，不仅张，而且政治局多数领导人，都注意到排序问题。毕竟，从莫斯科那里开始，共产党历来就是注重排序的。而这时依国内政治局委员的排序，张闻天毫无疑问是紧接着博古之后的第二号人物。想必毛泽东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他之所以在准备遵义会议时积极支持由张闻天来做会议的“反报告”，清楚地反映出他这时对由张闻天来接替博古的必然性是很清楚的。所谓大家一致推举毛泽东，毛主动推辞，并表示应该让张闻天“锻炼”一下的说法，怕是以讹传讹了。

下面这个情况也显示出当时党的多数领导人确实还没有把毛泽东推上领袖地位的想法。

毛泽东是遵义会议的幕后策划者，甚至也可以视为幕后的指导者。因为会议所讨论的根本上只是一个军事路线问题。而站在攻势一方的毛、张、王三人中，其实只有毛泽东在军事问题上才有发言权。如果没有毛泽东，仅靠张闻天、王稼祥二人的军事知识，无论如何不能驳倒博、李等人的辩护报告与发言。但是，颇为令人惊奇的是，在毛泽东因此被张、王提名担任政治局常委之后，人们却发现在中央的工作中找不到一个适当的位置给他。由于周恩来在会议上主动与博、李划清界限，支持毛、张、王，以往又长期主持中央最高军事领导工作，在作战指挥上又有成绩，与军队领导人也配合较好，会议相信周恩来理所当然地应当继续其中央军委书记的工作。而周既然是常委兼军委书记，自然应当执掌军事大权。结果，在会后的常委分工时，毛泽东的工作竟成了一个问题。最后，同样是常委，毛泽东只得到了做另一个常委“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的任命，而周则被确定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这种情况不难使人想起1932年10月宁都会议时周恩来的那个大致相同的建议，当时周恩来取代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之后，也是建议留下毛在前方做他的“助理”。“助理”者，“帮助者”之谓也。

当然，名分问题其实并不重要。会议决定是一回事，事实却是另一回事。因为周恩来随军行动，而毛泽东随中央行动，周恩来凡有军事意图必报中央审核批准，中央又只有毛泽东能够提出恰当意见，结果，“帮助者”实际上很快成了众所周知的“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何况长征中军事行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是中共中央工作的唯一内容，不久后张闻天干脆建议毛泽东与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中央三人军事小组指挥军事。因此，人们后来说，从遵义会议开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得到了确立，如果从这样的角度看，应该也不是妄说。

大千世界

二、毛澤東表示，中國能夠成為朝鮮強大后盾，不怕與美軍作戰

在得到斯大林對立即著手部署九個師的東北邊防軍以防萬一的積極答復之后，受毛澤東的委托，身為中央軍委副主席的周恩來在7月7日和10日連續兩次召集國防會議加以研究落實。會議通過了《關於保衛東北邊防的決定》，決定抽調作為國家戰略預備隊的第十三兵團及其所轄的第三十八、三十九、四十軍和已經在齊齊哈爾地區從事農業生產的第四十二軍等部，共二十五萬人，組成東北邊防軍，准備必要時支援朝鮮人民軍作戰會議同時高度重視空軍問題，授權空軍司令員劉亞樓對改裝、訓練和接收蘇聯飛機，迅速組建中國空軍問題，提出具體方案。

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建設空軍問題一直十分重視，但空軍裝備以及空地人員的訓練限制著空軍組建工作的開展。中國人民解放軍這時隻有一個空軍第四混成旅，組成還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考慮到與美國軍隊作戰的可能性，軍隊領導人都格外重視空中掩護問題。因此，受到斯大林提議的鼓舞，參加國防會議的領導人都一致主張乘機加速空軍的建設。因此，周恩來很快兩度約見蘇聯大使羅申，一方面請他向斯大林表示感謝，一方面要求蘇聯派遣防空和空軍專家前來中國擔任軍事顧問。在一封由毛澤東署名的給斯大林的電報中，中國政府還就蘇聯飛行師在中國東北的配置問題提出了具體的設想，主張：“對於你們用以掩護我軍的一個噴氣式飛機師，我們擬將其配置在沈陽地區，將其他兩個團配置在鞍山，一個團配置在遼陽，這將有助於在我駐安東地區混成航空旅各殲擊航空兵團的配合下，完成對我軍及沈陽、安東、撫順工業區進行掩護的任務。對於中國方面的所有這些要求，斯大林和蘇聯武裝力量部相當痛快地予以了滿足。

一直到8月中旬為止，朝鮮人民軍的作戰都還比較順利。7月底，人民軍已經進抵洛東江，整個南朝鮮軍隊隻剩下幾萬人，連同前來增援的近十萬美軍，被圍困在了朝鮮最南端的釜山港一帶狹小的范圍裡，眼看統一朝鮮的戰斗即將進入尾聲了。8月中旬，人民軍大舉突破了由美軍第八集團軍沿著洛東江建立的堅固防線，金日成公開通過平壤電台發布命令，要求人民軍將士務必在8月底之前將美國侵略者趕出朝鮮，完成統一朝鮮的神聖使命。

朝鮮人民軍的節節勝利，也使中國領導人深受鼓舞。8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在談到朝鮮戰局時與會者多數表示樂觀，特別是注意到人民軍能夠對美軍直接作戰並且在向前推進的情況，許多與會者都相信，美國軍隊的戰斗力要弱於當年他們與之作戰過的日本軍隊。不過，美國在國內國外做了如此大規模的戰爭動員之后，是否會輕易地承認失敗、放棄朝鮮，毛澤東等人顯然有所懷疑。毛澤東再度強調了美國在朝鮮腹背發動登陸戰並擴大戰爭的可能性。基於這樣一種估計，他明確講，美帝是不會甘心失敗的，要准備美帝大舉進攻北朝鮮，“我們不能不有所准備”，因為，“如美帝得勝，就會得意，就會威脅我。對朝不能不幫，必須幫”。周恩來也肯定地說：朝鮮戰爭要取得徹底勝利，“一定要加上中國的因素，中國的因素加上去后，（才）可能引起國際上的變化。我們不能不有此遠大設想”。在這段時間毛澤東、周恩來和劉少奇等人與蘇聯大使、專家以及軍事顧問的談話中，都不止一次地說明，中國有決心成為北朝鮮的堅強后盾，解放軍不怕與美國軍隊作戰。

朝鮮戰局的進展，明顯地影響著中共中央對援助朝鮮問題緊迫性的估計。8月4日會議召開時，人民軍的作戰有很快結束的可能，毛澤東估計美軍出於報復目的，可能很快轉而在人民軍側后發動登陸戰。因此，他明確提出，東北邊防軍“八月內可能沒有作戰任務，但應准備於九月上旬能作戰”，務“叫各部於本月內完成一切准備工作，待命出動作戰”。而8月中旬，得知部隊各項准備工作及裝備均有不足，人民軍奪取釜山港的作戰因美軍頑強抵抗最早也隻能在8月底才能結束，毛澤東相信，釜山戰役還要持續一段時間，美國軍隊一時還難以另外調集新的足夠發動登陸戰的部隊，即使開始新的進攻，也要到9月以后才有可能。因此，他又指示東北邊防軍：“邊防軍完成訓練及其他准備工作的時間可延長至九月底。但無論如何，毛澤東已經看出，照目前的情況拖下去，靠北朝鮮人自己恐怕是趕不走美國人了。

8月底，眼看人民軍進攻釜山的作戰嚴重受阻，美軍已在釜山地區構筑成堅固的防御線，有可能抽調足夠的機動部隊來發動對人民軍的反擊，毛澤東開始感到形勢的嚴峻。為此，他不能不一面提醒蘇聯人戰爭即將長期化，一面發布指示，要求軍委為應付可能到來的戰爭，“集中十二個軍以便機動。

將近一個月的時間啃不動釜山這塊小骨頭，也讓斯大林感到事情有點兒不妙。來自朝鮮的種種情報顯示，面對從航空母艦上起飛的大隊美國攻擊機和美國陸軍在火力方面的優勢，人民軍的士氣受到明顯的影響。當然，斯大林並沒有感到絕望，他寄希望於最后五分鐘的努力。他8月28日在電報中還在繼續給金日成鼓氣，說：“蘇共中央祝賀金日成同志及其戰友在偉大的朝鮮人民解放斗爭中，在金日成同志領導下取得輝煌勝利，蘇共中央毫不懷疑，外國干涉者將會很快地被趕出朝鮮”﹔“金日成同志不要因為和外國干涉者的戰爭沒有取得連續的勝利而不安，不要因為推進中進攻受阻，或因某些局部的失敗而沮喪。在這樣的戰爭中沒有連續的勝利”﹔要知道，“俄國人在1919年英、法、美武裝干涉時期的處境比現在朝鮮同志的處境要壞得多”﹔“金日成同志不要忘記，他的盟友現在和將來都會支持他”﹔為了盡可能保護人民軍不受敵機的攻擊，“我們可以補充提供攻擊機和殲擊機給朝鮮空軍”

斯大林的鼓勵使金日成備受鼓舞，他一面復電斯大林，說“我們被您的關注深深地打動，並對您的熱情參與和忠告，向您，我親愛的導師，表示感謝”，一面下令對釜山的敵人發動最猛烈的攻勢，想要不惜一切代價把美國人趕下海去

據美國人記述，“9月1日，一聲爆炸打破了清晨的寂靜，北朝鮮人至少向釜山防御圈發動了五次大規模進攻”。這次進攻一波又一波地一連持續了一周時間。美國人“付出了戰爭中最慘重的代價”。僅9月5日一天，美國陸軍就有102名士兵陣亡，420人受傷，587人失蹤，陸戰隊陣亡35人，傷91人，傷亡總數達1245人但是，美國人頂住了人民軍的拼死進攻。進入9月中旬，上萬名美國陸戰隊員撤離了釜山前線。隻可惜，他們不是被趕下海去的，在釜山港口列隊登船的陸戰隊員們被告知，他們要去從側后對北朝鮮人民軍發動一場登陸戰。

大千世界

三、斯大林建議金日成向中國同志求援，但叮囑“不要提莫斯科”

朝鮮半島呈狹長形，長800—900公裡，攔腰最窄的兩處，一處在平壤附近，一處在漢城附近，僅100公裡左右。人民軍由北向南長驅直下，部隊大部分集中在最南端，其補給線達400多公裡，很容易被攔腰切斷。麥克阿瑟將軍在戰爭爆發第五天前往朝鮮進行戰地視察時，就已經產生了在漢城附近實施兩棲登陸，對人民軍攔腰一擊的想法。7月4日，麥克阿瑟就指示他的參謀人員制定登陸作戰計劃。10日，以漢城附近的仁川作為登陸點的“藍心行動”計劃已經出籠。計劃提出，美國陸軍第一騎兵師應於7月22日在漢城以西的仁川港發起登陸戰。僅僅是由於后勤准備不足和缺少熟悉兩棲作戰的部隊，這一計劃被放棄了。但7月23日，新的名為“鉻鐵行動”計劃再度提出了從仁川登陸的作戰方案，只是這一計劃的實施時間被推遲到了9月中旬。麥克阿瑟堅信，這是“以極少的部隊包圍並消滅其主力部隊”的最好方案

9月15日，經過周密准備的仁川登陸戰果然一舉成功。首批18000名美軍佔領了仁川港，不僅漢城受到威脅，而且整個人民軍的主力部隊，正在半島南端的第一、二集團軍都有可能全軍覆滅。莫斯科顯然注意到這種危險性。

從美軍在仁川登陸的第二天，莫斯科就緊張地注視著事態的發展。當美國陸戰隊開始推進到漢江南岸，而美國飛機完全控制了朝鮮的制空權之后，斯大林沉不住氣了。他一面下令國防部長緊急制訂一項出動蘇聯空軍去保衛平壤的計劃，一面致電金日成，強調美國人在仁川的登陸具有重大意義，其目的在於切斷北朝鮮第一和第二集團軍與北朝鮮后方的聯系。為確保整個戰線的穩固，不使美國人的陰謀得逞，有必要迅速從南方撤出四 個師，在漢城以北和以東建立防線

與此同時，中國政府也非常關注美軍在仁川的登陸。對於美軍可能會利用朝鮮半島的地理特點，從人民軍側后實施登陸作戰這一點，毛澤東等人也早就有所擔心。但是，由於金日成一直不希望中國方面太多介入朝鮮半島的事務，因此中國方面幾乎沒有可能就這個問題與金日成交換意見。不僅如此，盡管在斯大林的催促下，中國方面得以向平壤派出了自己的大使，卻還是得不到詳細的戰況情報。因此，美軍仁川登陸三天后，周恩來不得不約見蘇聯大使，要求蘇聯政府能夠迅速提供有關朝鮮戰局的更加准確的和及時的情報，並且提出建議說：朝鮮人民軍應當集中全部預備隊消滅仁川登陸之敵，如果缺少這樣的部隊，務必從南方將主力部隊撤下來。

實際上，毛澤東這時已經看出中國非出兵不行了。幾乎就在同一天，中共中央軍委已經決定要力爭向朝鮮派出軍事先遣小組，以便勘察地形，做好出兵作戰的准備。毛澤東同時更通知東北局負責人高崗說：“看來不出兵是不行了，必須抓緊急准備。對此，斯大林也看得同樣清楚。為了避免中朝之間發生誤會，他專門復電為金日成解釋說，未能向中國方面提供軍事情報，是因為金日成與前線司令部的聯系有困難，包括他本人得到的有關情報，也多是來自蘇聯大使，而不是金日成。他表示，人民軍是一支很年輕的部隊，指揮系統不完善，干部也不得力，要指望人民軍在后方的少數預備隊抗擊仁川登陸的美軍，是不可能的，他同意必須從前線撤出主力部隊來建立鞏固的防線

考慮到人民軍主力正在對釜山發動新一輪攻勢，蘇聯駐平壤的大使和軍事顧問顯然寄希望於能夠用最后的全力把美國人趕下海去。而更重要的是，即使北朝鮮這時能夠很快從南部前線撤下來幾個師，要想馬上組織起對具有海空優勢的美軍的有效防線，在時間上也是極其困難的。何況，據蘇聯軍事顧問報告，人民軍從上到下部隊指揮組織得很差，有線通信被敵機的轟炸所破壞，無線電通信既缺少熟練的報務員，也無法保障燃料的供應，人力通信幾乎不採用，斯大林又不允許蘇聯顧問隨軍行動，因此，后方對整個前線的情況也隻有斷斷續續的報告，指揮都很困難

9月25日，即美軍實施登陸作戰第十天，漢城即告陷落。美軍並且佔領了尚州、安東，並已向清州方向發展。而人民軍圍攻釜山的作戰也因腹背受敵而告失利，釜山方向的美軍已開始大舉北進，其狂轟濫炸更是使人民軍處於被動挨打的境地，集中在南方的朝鮮人民軍主力面臨被圍殲的嚴重危險。蘇聯顧問這時報告說：“人民軍部隊主要由於敵人空軍而遭到巨大損失，損失了幾乎所有坦克和許多大炮，正在進行困難的阻擊戰，部隊缺少彈藥和燃料，幾乎沒有補充。”形勢異常嚴峻。帶著斯大林的撤退命令剛剛到達朝鮮不久的蘇聯武裝部隊副總參謀長，化名馬特維耶夫的蘇共特別代表團團長明確認為，必須立即向中國人請求幫助，至少應當馬上請中國朋友派遣一千五百名以上的司機到朝鮮來，以便幫助運送武器彈藥和軍隊但是，由於金日成不同意向中國求援，始終寄希望於蘇聯的幫助，因而朝鮮方面遲遲沒有向中國提出求援的請求。

這回是斯大林相信戰爭不能再打下去了。27日，他召集了蘇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上斯大林嚴厲批評朝鮮人民軍各級指揮機關在指揮和戰術方面犯了一系列嚴重錯誤，並強調蘇聯軍事顧問必須對這些錯誤負直接責任，特別是拖延了撤退的時間。鑒於戰爭已經無法進行下去，會議決定指示外交人民委員部責成蘇聯駐聯合國代表馬立克，立即尋找機會與美國國務院代表接觸，尋求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辦法，同時要蘇聯軍事顧問全力組織北朝鮮人民軍的撤退工作。當然，所有這些工作絕不能讓一個在朝鮮的蘇聯顧問被俘。可以看出，這個時候斯大林還試圖從外交上找到阻止美軍越過三八線進而緩解這一局勢的辦法，並沒有認真地考慮請中國出兵的問題。他雖然也同意馬特維耶夫的提議，但也還只是局限在同意向金日成建議請中國朋友派遣司機到朝鮮來。顯然，在蘇聯軍事顧問指導下的這場戰爭遭遇如此結果，甚至使斯大林對建議金日成向中國黨求援一事都頗覺臉上無光。故他特別告誡說：切記讓金日成“不要提莫斯科”

28日，金日成召集了朝鮮勞動黨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討論應對戰局的辦法。會議最終認定，由於大部分人民軍主力未能撤回來，在漢城陷落后已無法阻止具有巨大優勢的美國軍隊佔據南部朝鮮了。而美軍一旦取得戰場上的優勢，就勢必會越過三八線，剩余的人民軍是不可能進行有效的抵抗的。因此，政治局領導人一致認為必須向蘇聯要求直接的軍事援助。如果蘇聯不便援助，至少也要促使曾經許諾幫助自己的中國方面直接予以軍事援助。向中國方面提出這種請求固然是令人沮喪的，因此，在起草了求援信之后，金日成於29日晚還向蘇聯大使詢問美國是否真的會越過三八線的問題。他表示，他還是想用自己的力量統一國家，但他不清楚敵人會不會越過三八線，因為如果敵人越過三八線，那麼這種可能性就不存在了。因為他們無法組織起新的部隊，也不可能有效地抗擊敵人。對此，蘇聯大使當然不能提供任何肯定的意見。

大千世界

三、毛泽东说：“对波匈，苏军可以撤出，让它们独立自主嘛”  

1956年9月下半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八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中，除了毛泽东因为对米高扬在致辞中不提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贡献不满，负气没有出席米高扬致辞的那次会议，并在饭桌上狠狠地把斯大林和苏联党挖苦了一番以外，中共中央丝毫也没有表现出与苏共中央之间存在着意见分歧。不仅如此，无论是在刘少奇的政治报告当中，还是在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当中，都对苏共“二十大”做了积极的评价，并特别肯定了“二十大”反对个人神化的“重要功绩”。只不过，邓小平在报告中特别强调说，我们党其实早就反对突出个人和歌功颂德的做法了，并且长期以来就是由集体而不由个人来决定重大的问题的

据当年为苏中两国领导人做过翻译的一位俄国人回忆，还在斯大林去世后不久，中共领导人就曾明确地讲过：斯大林去世后，国际革命运动的领袖就属毛泽东了不论这种说法是否准确，1956年斯大林问题暴露后，中国共产党人心理上确实出现了某种优越感。他们明显地认为，自己在许多方面，比如理论联系实际、党的领导体制、党群关系以及肃反政策的把握等等，都做得比苏联好。既然如此，谁还会去对照检查自己的问题呢？毛泽东早就认定，斯大林有许多错误。但在斯大林还处于一种神话地位的时候，无论是对斯大林，还是对苏联，像毛泽东说过的那样，中国共产党人除了公开崇拜以外，完全没有批评的可能。因此，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抱有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态，他不满意报告打倒一切的调子，却不止一次地高度评价赫鲁晓夫的做法，说赫鲁晓夫勇敢地揭开了盖子，从而解放了思想。在他看来，斯大林问题的揭露至少证明了他久已存在的看法，即苏联的经验并不都那么令人羡慕。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问题不顾后果并且是明显偏激的做法，更让毛泽东看不起苏联党新一代领导人的政治能力。这也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上对米高扬致辞中没有提到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特经验与理论贡献这件事会生那么大的气。

如果说这时的斯大林问题曾经给毛泽东带来过一些积极的思考的话，那么，大概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如何认识社会主要矛盾这个问题了。毛泽东这时明显地赞同苏共对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愈前进阶级斗争就愈尖锐这一错误公式的批评，这在一向强调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毛泽东来说，几乎可以说是一段很特殊的现象。中共“八大”之所以提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疾风暴雨式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逐渐转变为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与此不无关联。毕竟，这一年里，农民实现了集体化，城市工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正在加速完成中，过去意义上的地主和资产阶级即将不复存在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再搞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确实也没有必要了。因此，他不止一次地提到，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只剩下百分之十的职能了，就是那百分之十也主要是用于对外的。从这一点出发，当年处于同样情况下的斯大林，确实没有必要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放生产力了。毛泽东明确讲，斯大林那时之所以仍旧到处寻找斗争对象，到处捉人杀人，继续进行阶级斗争，根本上是认识没有跟上形势的发展，不相信群众，所以天天恐慌。当国家只有一个党专政的时候，更应该注意听取反面的意见。比如，民主党派不也是天天骂我们吗？只要不登在报纸上，听听也没有什么不好

然而，满足于中国现实政治的成功与经验，满足于自己的理念与睿智，并不能使毛泽东从斯大林的悲剧中看到自己的问题和真正吸取教训。随着波匈事件的发生，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化了。

由于对斯大林暴行的揭露，从1956年春天开始，东欧各国党已经不得不开始为那些因为同样原因而被镇压的共产党人恢复名誉。仅波兰政府4月27日宣布的，必须恢复名誉的共产党人，就有八万人之多6月28日，波兰爆发了有名的波兹南事件，事件最初纯粹是由于经济原因而起的。但波兰当时面临的经济危机和人们对政府的普遍不满，使得一家机械工厂工人的抗议活动引发了对政府机关的冲击，而波兰地方军警的镇压又造成了数十人死亡和数百人受伤，结果发生了严重的政治事件。

波兹南事件发生后，波兰党7月18—28日召开了中央全会，苏共中央派代表团参加，企图要波兰党公开承认骚乱是一起有敌对势力挑唆的政治事件，但波兰党坚持把事件限制在局部的和经济的范围之内，坚持认为工人对生活状况的不满是主要原因，并且在随后完全违背苏联人的意愿，宣布将恢复因主张独立自主而被开除出党和遭到关押的前第一书记哥穆尔卡的职务，并有意解除从苏联回来担任政治局委员和国防部长要职的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职务。

波兰出现的情况使莫斯科大为惊慌和恼怒，担心波兰可能脱离华沙条约组织，转向西方。赫鲁晓夫因此下令派兵对华沙取包围态势。与此同时，赫鲁晓夫、莫洛托夫、米高扬等飞往华沙，准备强行干预波兰党10月19日准备召开的党的中央全会的选举结果。在19—20日的会谈中，两党领导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但在波兰党领导人再三保证没有脱离华沙条约的意图，并愿意努力使罗索科夫斯基留在政治局内之后，赫鲁晓夫也做了让步，同意不干预哥穆尔卡的当选，并将部队撤回基地。

让赫鲁晓夫更加手足失措的是，波兰这边还未平息，匈牙利那边又发生了连锁反应。在波兰为哥穆尔卡恢复党籍之后，匈牙利舆论强烈要求为一年前被解除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并被开除党籍的纳吉平反。匈牙利共产党迫于舆论压力，于10月14日宣布为这位因为反对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和主张政治上更加宽容的纳吉恢复党籍。哥穆尔卡在赫鲁晓夫代表团飞往华沙干预之后仍然当选第一书记，更进一步激起了匈牙利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响，群众开始大量集会游行，要求纳吉上台、自由选举，甚至高呼撤走苏军的口号。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格罗没有采取安抚的政策，更不打算让纳吉复职，而是发表了态度强硬的演说，与群众形成了严重的对立10月23日，示威群众企图冲进广播大厦，保安警察被迫开枪，结果引发了一场骚乱。据当天夜里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报告说，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已陷入混乱，警察无力应付，调入国防军一个营试图恢复秩序，反而被群众缴械，匈牙利国防部长明确表示希望苏军干涉。

还在10月21日，即哥穆尔卡当选波兰党第一书记的当天，中共中央接到了尤金送来的苏共中央来信，通知中共说波兰情况严重，有脱离社会主义阵营的危险，希望中共中央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去紧急磋商。毛泽东当晚召开会议，确定同意派刘少奇率团去莫斯科，并很快约见了尤金，告知了他这一情况。谈话中，毛泽东明显地认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引发事件起了不好的作用。他特别强调：“斯大林是需要批判的，但是，批判的方式，我们有不同意见。还有若干问题，我们是不同意的。”

第二天，毛泽东通过新华社得知赫鲁晓夫率团前往波兰，并派兵包围华沙的情况。当晚毛泽东再度召集紧急会议，研究对策。毛倾向于反对出动苏军去干涉波兰党内部事务。经过讨论，与会者取得了一致的看法。23日凌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再度会见尤金，通知他说，中共中央认为波兰问题虽然有反革命分子在其中活动，但有广大群众参加，看来不像马上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倒向西方。波兰党要改组，是波兰党内部事务，不能用强迫的办法阻止其改组。通过适当的让步和平等的合作，是可能使波兰党继续留在社会主义阵营内的。会见后，刘少奇即率团启程飞往莫斯科

23日晚，当刘少奇一行到达莫斯科时，才知道苏军事实上并没有进入华沙，赫鲁晓夫到华沙后已发现原来的怀疑有误，因此，波兰危机的信号已经基本解除。苏方已不反对波兰改组和哥穆尔卡当第一书记。但就在赫鲁晓夫向刘少奇等通报波兰情况时，他接到苏军元帅朱可夫的电话，得知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出现严重骚乱，匈国防部长要求驻匈苏军开进布达佩斯，帮助恢复那里的秩序。刘少奇随后打电话给毛泽东，毛泽东认为情况不明，不宜表态，但内心明显地是不赞同的。

大千世界

24日，刘少奇、邓小平等应邀出席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参加讨论波匈事件，得知苏军已经开进布达佩斯。刘少奇在发言中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明确认为波匈事件的重要原因是苏联过去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强加于人的政策在两国积怨过深，造成了群众对苏联的普遍不满。因此，他要求苏方从波匈事件中吸取教训，深刻检讨他们处理国家关系以及党的关系时所犯的错误。

在刘少奇一行留在莫斯科期间，格罗被迫下台，刚刚得到平反的卡达尔担任了匈牙利共产党第一书记，纳吉成为政府总理。对此，苏联方面明确地表示了支持的态度。但是，由于匈牙利军队和警察已经分崩离析，苏军只是帮助首都布达佩斯维持秩序性质，所派军队人数过少，匈牙利国内各地的骚乱迅速漫延，形成严重的无政府局面。再加上西方自由电台极力煽动，边境开放，反苏的民族情绪得到充分释放，各党派拒不加入新政府，致使新政府毫无权威性可言，全国形势更趋混乱。

27日，纳吉政府宣布在苏军的援助下，已经肃清了反革命暴乱。第二天，为迁就国内因苏军干涉而难以平息的激进情绪，纳吉等在与苏共中央代表米高扬等协商后，又公开宣布，不仅苏军将会尽快撤离布达佩斯，并逐步撤出匈牙利，而且曾经参与过镇压行动的国家保安警察部队也将予以解散。

在苏军开始准备撤离布达佩斯的29日，赫鲁晓夫等会见了刘少奇，说明波兰、匈牙利等都提出了要苏联撤退在两国国土上的苏军的要求，他们担心整个华沙条约组织将会因此而崩溃，从而便利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阵营的破坏。刘少奇明确表示苏军最好不要退出，有必要保持华沙条约组织的存在。但毛泽东得到消息后却坚持认为，有必要给予东欧各国以政治上、经济上的平等地位。他在当天的电话中说，苏联对东欧国家应该更开放些，驻军也可以撤离，华沙条约也可以和它们商量，满足它们独立自主的要求。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进一步与赫鲁晓夫进行了会谈，但赫鲁晓夫对此表示怀疑。刘少奇因此问赫鲁晓夫：如果苏方不让步，不撤军，人家退出华沙条约怎么办？比如匈牙利，如果退出华沙条约的政府得到群众的拥护，你们怎么办？反复讨论的结果，赫鲁晓夫也深感问题棘手，同意了中共中央的意见

30日上午，苏方将米高扬关于匈牙利全国局势发展的进一步的报告送交给中共代表团看。报告称，匈牙利反苏反共的气氛已难以控制，各地都有不少共产党人被杀，苏军撤离，匈牙利必然倒向西方，因此，必须考虑根本方针问题。中共代表团看后颇感吃惊，讨论了一天，也没有能够得出统一的意见。刘少奇晚上通过电话再度请示毛。毛泽东表示：把撤出和进攻的两种办法都向苏联同志提出来，跟他们商量。他的意见是最好让反革命多暴露一些

当天晚上，根据中共代表团的建议，中苏双方举行了紧急会议。刘少奇、邓小平等开始力主苏军重新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去，坚决维护共产党政权。赫鲁晓夫则强调说，现在的形势，已经不是单纯把苏军开回布达佩斯所能解决的了。要出兵，就意味着必须要冒对匈牙利实行全国占领的巨大风险。这很可能会引起西方世界的强烈反应，引发国际干预，必须十分慎重。会议未能就此达成一致意见

31日，形势发生重要变化。一是纳吉正式宣布匈牙利准备退出华沙条约组织，这意味着匈牙利政府已经决心脱离社会主义阵营；二是传来英法两国为争夺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向埃及政府提出了最后通牒，正准备出兵埃及的消息，美国大使秘向苏联寻求协商，西方国家利用苏军出兵匈牙利共同向苏联发难的可能性当不存在。注意到这种情况，赫鲁晓夫的腰杆儿又硬了起来。苏共中央主席团经过一天的讨论，做出了出兵的决定。

第二天，苏军大举出兵匈牙利，很快平息了那里持续了一周之久的全国性骚乱，重新建立了一个以卡达尔为首的亲苏的匈牙利共产党政府。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此颇感满意，他们不止一次地提到这件事，说这是我们劝说苏联同志的结果。

大千世界

结语：毛泽东苏联观变化原因剖析
2012年08月22日17:16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字号 大 中 小】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人人  微博 打印 留言 论坛 网摘 手机点评 纠错
世界各国的共产党，曾长期集合在莫斯科的周围，接受同一个指挥中心——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社会主义的苏联，特别是苏联共产党的领袖斯大林，在各国共产党人的心目中，毫无疑问曾长期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身为共产党人，并且极大地受益于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毛泽东，在这方面自然也绝难例外。中国革命刚一胜利，毛泽东就主动宣布新中国将向苏联“一边倒”，并迅速与苏联建立了互助同盟关系，清楚地反映出苏联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但是，曾几何时，中共与苏共之间竟反目为仇，双方关系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根本改变，这种改变甚至影响到双方国家关系一度竟处于紧张的战争边缘。同为共产党，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号称同志加兄弟，并且是战友加盟友，为什么竟会走到反目为仇、剑拔弩张的地步？这里面值得总结的原因很多，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一变化的过程中，毛泽东是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的。

毛泽东对苏联的态度何以会有如此之大的改变呢？中共党史的研究者喜欢强调两党间意识形态的斗争，而中外许多学者则喜欢把这一切归结为毛泽东强烈的民族主义观念。但单纯从意识形态或单纯从民族主义的角度，似乎都还不足以解释这个问题。事实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毛泽东对苏联看法的改变过程是渐进的和曲折的，而导致他改变对苏联看法的原因也是相当复杂的。如果我们一定要概括起来说，那么也至少应该从四个方面来加以解释：第一，是历史上的恩怨；第二，是毛泽东独特个性的作用；第三，是民族利益上的矛盾；第四，是革命理念上的歧异。以下仅就这四个方面分别加以分析说明。

关于历史上的恩怨

毛泽东与苏联的关系一向很复杂。青年时代，他就深受俄国革命的影响。我们已经知道，当年的中国青年学子几乎无不想方设法留日、留法、去南洋，而他想的却是“不如留俄。加入共产党之后，毛泽东又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最早提出“欲拯救中国唯有靠俄国的干涉”的共产党人当1935年中国革命遇到前所未有的严重挫折时，同样又是毛泽东最鲜明地主张：“打到苏联边界去……得到国际的指导与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军事上（得到）飞机大炮”，再来向东发展。当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中共已经相当壮大时，毛泽东对苏联更是寄予厚望，以致有苏联援助一定会来，“如果不来，杀我脑袋”的话由此不难想象，当1947—1949年中国革命眼看就要夺取全国政权之际，毛泽东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应当访问苏联，向斯大林当面请教建国方略并缔结互助同盟。他甚至力排众议，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公开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治外交路线。

说起来，在毛泽东的成长道路上，俄国人也确实助力颇多。正像我们已经谈到过的那样，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最早得到共产国际领导人称赞的一份中共文献。“朱毛红军”一度是莫斯科报纸上有关中国革命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名词。毛泽东的文集更是俄国人出版的第一部中共领导人的著作集。因此，毛泽东才能在党内“左”倾领导人的排挤下，不仅进入了政治局，而且最后成了得到莫斯科正式支持的中共领袖。如果没有莫斯科的多次干预，很难想象毛泽东会有后来那样的地位。

当然，所有这一切，毛泽东了解得很少。他长期感受到的是少数言必称苏联的留苏学生的歧视、压制和打击，那些断断续续发生在1930年代前半期的不愉快往事，给毛泽东留下了太深的印象。这里唯一的例外只有一个季米特洛夫，对这位共产国际后来的总书记在来自莫斯科的王明等人企图取得党的最高权力时于1938年公开出面支持了他，使他取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地位，毛泽东感念至深，但仅此并不足以使他对莫斯科领导集体的能力产生由衷的崇敬之情。越是在中国革命的实践当中证实自己的正确，他就越是认为，莫斯科在对待他的问题以及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犯了太多的错误。

领导中国革命的高度自信，导致毛泽东在确立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之后，迅速强调了独立自主。1940年代初，面对国共之间愈演愈烈的矛盾冲突，和莫斯科极力要求他与国民党妥协的做法，双方终于发生了明显的意见分歧。

毛泽东早在抗战开始之际就提出过一系列关于国民党与共产党“在阶级上根本是敌人”、“防人之心不可无”之类的策略原则，强调自我保护。后来，因为这一观点不能得到党内和军内多数领导人的理解与拥护，再加上王明从莫斯科回来带来共产国际关于“抗日高于一切”的指示，毛泽东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意见，一度致力于巩固与发展国共之间的统一战线随着1939年以后中共在敌后大规模独立发展局面的出现，国共之间围绕地盘和政权问题的摩擦与冲突愈演愈烈，毛泽东不得不重新开始高度重视与国民党的斗争问题。1939年秋天欧洲战争爆发前后，共产国际重新树起反对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政治旗帜，为他在思想上否定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强调斗争哲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观点表现出相当高度的政治热情。想不到，一年以后，德国威胁再度迫近苏联，共产国际重又强调统一战线，极力主张国共缓和。这种把苏联利益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的做法，使毛泽东难以理解。双方之间的意见分歧即由此一发而不可收。

围绕着1941年初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被歼一事而发生的争论，是毛泽东有生以来与莫斯科之间第一次直接发生重大意见分歧。他的确早就估计到国民党要有所动作，并一再提议对此作出反应，但莫斯科就是不相信。事变后他再度主张进行反击，又接连遭到拒绝。面对千辛万苦在江南发展起来的这支近万人的部队被国民党一举消灭，莫斯科方面甚至不愿做出任何毛泽东所期望的反应，毛泽东自然深受刺激。联系到抗战初期被迫放弃自己的意见，他明显地意识到，莫斯科并非像他那样关心中国革命的前途。维护中国革命利益的想法，促使他下决心走独立自主的道路。这一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以后，他拒绝在军事上采取莫斯科所建议的针对日军的战略牵制行动，清楚地显示出他与莫斯科的分歧所在

为了推行一条旨在自我保护的独立自主路线，毛泽东不得不乘着1942年俄国人自顾不暇的机会，发起了一场党内整风运动。这场运动原本只是为了让党的高级干部通过党史成败的对比来了解：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会有今天，就是因为毛泽东克服了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在高级干部中间整风所揭露出来的教条主义的种种劣迹，显然进一步激励了毛泽东破除迷信的勇气。当然，出于意识形态上的继承性，毛泽东没有也无法根本改变对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某种崇敬心理。他所以大量印发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有关指示作为全党整风学习文件，继续使用相当尊敬的语言谈论斯大林、季米特洛夫以及苏联党的地位和作用，如同他自己后来所说，正是因为他那个时候仍旧相信，只有斯大林才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因此，即使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后，当已经不再是共产国际总书记的季米特洛夫出面干预毛泽东对王明的处理的时候，他也依旧表现出相当的尊重

而再度使毛泽东深为不满的是，斯大林始终不把中国共产党放在应有的地位上。就在他于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满怀希望地在中共“七大”向全党宣布战后苏联一定会援助我们夺取革命胜利之后不久，苏共中央竟于抗战结束后发来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逼着他去与蒋介石讲和1946年，苏联方面更建议中国党学习法国共产党的经验，放弃独立武装，去当议员，去参加资产阶级的政府。到了1948年，当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已经明显地能够打败蒋介石国民党的时候，俄国人又怀疑毛泽东是“半个铁托”所有这些情况都极大地伤害了毛泽东的感情，使他还在建国之前就对斯大林和苏联开始在感情上存在隔阂。斯大林逝世后，他曾明确讲，还在他去莫斯科见斯大林之前，“从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因为斯大林给人的感觉“是站在别人的头上发号施令”这也就难怪，当苏共“二十大”开始批评斯大林之后，毛泽东几乎对每一位外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要大谈中共党内斗争的历史，讲当年俄国人如何相信王明那些留苏学生，不相信他、压制他、打击他。十分明显，他内心深处对历史上来自俄国人的那种压制和猜疑，始终耿耿于怀。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亦显而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