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连载：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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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毛澤東不滿地說：“我那個時候被扔到茅坑裡去了，搞得很臭”

毛澤東是一個有著強烈個性的領導人。他很看重他靠槍杆子打下來的一切，並且很相信自己的計算與經驗。對於那些“下車伊始，咿哩哇啦”，動不動就搬出些書本教條來教訓人的黨的領導人，毛澤東從來不大買賬。偏偏六屆四中全會前后，共產國際一面高度重視留蘇學生，一面明令中共中央要把工作重點從城市轉到蘇區來。結果大批留蘇學生陸續回國，對國內工作情況尚未熟悉，就紛紛被委以重任，派入蘇區。這批學生，大多數經歷都與博古類似，與毛澤東這些土生土長的干部比較起來，因為喝過洋墨水，懂得許多教條，因而自視很高以外，還深受蘇共黨內“路線”斗爭的熏陶，學會了凡事上綱上線，搞“無情斗爭，殘酷打擊”那一套。因此，他們到中央蘇區來，不可避免地要與毛澤東發生激烈沖突。

還在六屆四中全會之后不久，中共中央就派了一個代表團到中央蘇區來傳達貫徹四中全會精神。他們來后因基本肯定了毛澤東當時主持的反“AB團”的斗爭，毛澤東也接受了他們關於在軍事上必須集中兵力實行“進攻路線”的意見，因此兩方面相處一度還算融洽。但即使這樣，他們中一些剛剛從莫斯科回來的學生，仍舊在一些具體問題上與毛澤東發生了矛盾。毛澤東批評他們動輒引經據典、上綱上線、搞“本本主義”，他們說毛澤東是“狹隘經驗論”，甚至聲稱“山溝裡出不了馬克思主義”。因此，毛澤東在背后給這些從城裡來的“欽差大臣”起了一個綽號，叫做“洋房子先生”。

當第二批“洋房子先生”於1932年浩浩蕩蕩地來到蘇區后，在蘇區中央局中的力量對比就明顯地不利於毛澤東了。當毛澤東根據當時的軍事形勢強調生存第一時，從博古中央到中央局的大多數人都極力鼓吹攻打大城市的“進攻路線”，指責毛是“等待主義”和“純粹防御路線”。剛一得知10月初中央局在寧都召開會議與毛澤東發生爭論，博古、張聞天等就明確主張取消毛澤東的軍權，並對周恩來曲折地替毛辯護表示不滿，認為周是調和派。臨時中央反對毛澤東的斗爭由此開端。

當然，反對毛澤東的斗爭從一開始就不同於博古他們在莫斯科所經歷的那些運動。博古到底還不是那種喜歡整人的人，看問題也頗多書生氣。蘇區爭論的消息傳來，他一面表示：對毛“應該作堅決的斗爭”，一面仍強調：“要估計到澤東在蘇區紅軍中的威信”。遠東局代表雖然對毛澤東總愛固執己見極為不滿，但在同意中央局關於把毛澤東召回后方專門主持蘇維埃政府工作和公開批評毛的同時，也還是不能不強調“應該說服教育，並繼續吸收他參加領導機關的工作”。

最有意思的是，遠東局的電報發出不過一周時間，莫斯科就來電嚴厲禁止對毛澤東採取任何組織措施。為此，遠東局不能不接連致電蘇區中央局更正自己的說法，稱：周恩來的意見是對的，一部分同志責備恩來為調和派是不正確的。路線斗爭固然必要，“同時必須估計到保証領導一致在目前的重要意義”。“關於與澤東同志的態度，我們重復說：甲、以說服的態度，設法爭取他贊成積極斗爭的路線……乙、我們反對現在將他召回，如果他服從黨的紀律，在目前採取這一步驟，將給紅軍與政府以極嚴重的影響。

博古中央是1932年10月下旬得到莫斯科關於遷往中央蘇區的電令的。幾個月后，即1933年初，上海最后一批“洋房子先生”都先后搬到蘇區來了。奇怪的是，來到這集中了大批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的中央蘇區，博古等人竟沒有誰想到過應當“交權”。唯一了解情況的周恩來又一向不喜歡多事，共產國際既未提出，他亦不便提起此事。其他原中共中央領導人，包括毛澤東在內，或不清楚上海權力移交時的情況，或以為此即共產國際意圖，因此，臨時中央到蘇區后，除了增加原來的政治局委員外，博古等人依舊繼續坐在先前的職位上。甚至，原來還說是臨時中央集體領導，分工負責，博古可多管一些一般工作，到蘇區后第一次會議上討論分工時，大家干脆一致推舉年紀最輕的博古“把總”。博古雖然推讓了一下，架不住多數與會者異口同聲。結果，就出現了一個名正言順的“博古中央”。

博古中央到中央蘇區后，自然要想辦法具體掌握中央蘇區的軍政權力，這就難免要過毛澤東這一關，因為蘇區這時省縣一級的領導人，大都還是毛澤東任上任命的有實際工作經驗的干部。一方面隻會照本宣科的博古等人看不慣憑經驗辦事的大多數土生土長的干部，另一方面這些地方干部對那些“下車伊始，咿哩哇啦”的“欽差大臣”式的新領導人，也總有些格格不入。因此，在蘇聯學到的那一套路線斗爭的法寶就派上了用場。所謂反“羅明路線”的斗爭，即因此而起。

羅明，當時是中共福建省委代理書記。因其主管的閩西區地處蘇區邊緣，實為游擊區，形勢復雜多變，群眾工作困難，因此堅持必須採取區別於中心區的靈活政策，結果被中央組織局主任李維漢揪住狠批。博古見狀，也就毫不客氣地指責羅明是中央蘇區“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代表，從而導致了一場反“羅明路線”的斗爭。在中共早期的歷史上，公開祭出“路線斗爭”的旗號，大規模地打擊持不同意見的干部，這算得上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這次所謂“路線”斗爭，從閩西區斗到粵贛邊區，再斗到江西區，進而又斗到閩贛邊，最后甚至斗到紅軍高層，整整斗了一年時間，把整個中央蘇區打了一個遍。連批帶斗，連撤帶關，輕而易舉地把所有流露不滿情緒的原蘇區干部統統打了下去，所有重要位置被大批到來的留蘇學生和博古他們信得過的人盡行佔去。毛澤東雖因受到莫斯科和上海方面點名保護，未遭厄運，到底也還是成了間接斗爭的對象。他之所以被奪去政府主席的職務，隻給了一個蘇維埃政府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的虛名，這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毛澤東見到此種情形，隻好借養病為名，生悶氣、躲清閑，很長一段時間除了跑到農村去搞搞調查，在病床上看看書，幾乎無所事事。但也正是因為這樣，毛澤東躲過了隨時可能被劃入打擊對象的1933年，很長一段時間裡在黨內不再引人注目。同為留蘇學生，又是政治局重要負責人的張聞天，1933年2月來到瑞金以后，長達一年半的時間對毛澤東毫不了解，就是這種情況的寫照。張聞天回憶說，到蘇區一年半，毛澤東“究竟他是個什麼人，他有些什麼主張與本領，我是不了解，也並沒有想去了解過的”，當時確實“不重視毛澤東同志”

張聞天何許人？他先后去過日本和美國留學，雖然都是半途而返，但五四時期已開始發表並翻譯文學作品，小有一些名氣。1925年加入中共后不久即被派赴蘇聯留學，在中山大學畢業后成為少數升入莫斯科紅色教授學院的中國學生之一，在蘇聯整整留學五年。論學歷、黨齡以及理論訓練，他都明顯高於博古。不僅如此，1931年博古還只是團中央書記時，他就先於博古一步被米夫點名推薦進了中央，接替去蘇區的沈澤民，連中央委員都不是就直接當了中央宣傳部長。以張聞天這樣舉足輕重，又自視頗高的政治局常委，全面負責理論宣傳工作，竟絲毫不了解，也不想了解毛澤東，不難想象毛這時“韜晦”之深。

其實，毛澤東這時也未必就是存心韜晦。毛澤東自寧都會議上因防御與進攻、分散與集中的軍事路線問題與“洋房子先生”們爭論失敗，被解除軍職后，對周恩來接替指揮一度並不看好。他曾專門留下話來，說明如前方需要，他還可以回來。言外之意，你不行了，就來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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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上井岡山以來，毛澤東多數時間是當書記，大半在做黨的工作，實際上他是以黨治軍，大部分時間是花在軍事問題上的，是在指揮作戰中度過的。因此，正如周恩來所評價的，他的興趣和特長多在軍事方面。多年來軍事斗爭的成功，根據地的擴大，不斷地增強著他指揮軍事的信心。學歷隻及中專，既沒有系統地研讀過理論，又沒有喝過洋墨水的毛澤東，不論如何不服氣，這個時候在馬列理論方面也隻能下狠心找些有關的書籍報紙去學習，斷不至於拿他對列寧主義理論的那些知識去和滿嘴“馬列”的留蘇學生比個高低。可是在軍事方面，毛澤東卻相當自信。因為，在他看來，那些從未指揮過打仗，特別是不熟悉農民游擊戰爭特點的“洋房子先生”，怕是隻會拿著一些教條和口號在紙上談兵而已。

然而，周恩來到底也不是留蘇學生，他1924年就開始在黃埔軍校擔任政治部主任了，並且參加過學生軍東征，后來更是直接負責指揮過上海的工人武裝起義。他在軍隊中工作和接觸武裝斗爭的時間都比毛澤東要更早。因此，接掌軍權后，他雖然基本上按照遠東局的指示，執行了所謂的“進攻路線”，一度仍舊取得了較好的戰績。1933年2月至3月，周恩來和朱德指揮部隊在黃陂和草台岡一連擊潰國民黨三個師，創下了一個月內連俘三名師長的記錄。臨時中央來后，毛澤東一度也曾想過重提寧都會議的爭論問題，但博古當即拿出這一反第四次“圍剿”的戰績來，毛自然也就不便再爭論什麼了。事實上，毛澤東自己也承認：這是國民黨發動對江西蘇區“圍剿”以來“敗得最慘的一次”。

到了1933年9月，莫斯科又通過上海方面送來一個中文名字叫李德的在蘇聯專門學過軍事的德國人，儼然一副國際代表的架勢，派頭極大，說是派來做軍事顧問的，而他上面還有一個叫佛雷德的共產國際高級軍事代表在上海遙控指揮。至此，毛澤東在軍事上就更加沒有插嘴的機會了。因此，不論他服氣與否，他一年多時間安於養病，搞農村調查，做點一般性的政府工作，如領導什麼查田運動之類，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三、毛澤東說：“馬克思主義這種東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

不管博古資歷如何、經驗如何，依照共產黨人嚴格遵守紀律的特性，隻要他已經做到那個位置上，且與人為善，實事求是，政績斐然，很難想象能夠有人向他提出挑戰。問題是，博古領導的中央抱定了一個方針，就是“寧‘左’勿右”，死守著幾個教條不放，以不變應萬變，碰得頭破血流也不回頭，終於惹得天怒人怨。

博古等人死守著哪幾個教條呢？毛澤東在1942—1943年間曾經洋洋洒洒地寫過幾篇筆記，雖語言尖刻，連諷刺帶挖苦，極具情緒化，但可稱得上是批“左”檄文，內容就是批判博古等人這時的錯誤的。

其一，是說博古等人堅持徹底革命，死抱著所謂“進攻路線”不放，不惜超越革命階段，四面出擊，並且搬來斯大林的所謂“中間派別”最危險的論斷，否定一切同盟者。對此，毛澤東辛辣地諷刺說：先是把敵人說成鐵板一塊，大的小的一齊打倒，而后干脆拿主要力量來專打小的，因為據說這些小的最危險。在蘇區要“明確階級路線”，搞什麼“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迫著他們去當綠色游擊隊，手執武器向蘇維埃拼命”﹔對國民黨則集中力量打擊想要和我們結盟的察綏抗日同盟軍、十九路軍，“於是小的被我們打得不亦樂乎，成群地跑到大的那裡去，我們卻孤零零地遭受大的小的雙管齊下，把我們打得要死。正是‘周郎妙計安天下，賠了夫人又折兵’”。“這種革命，要對付全世界的帝國主義與整個中國地主資產階級政府，又把‘十九路軍一切官長’也當作敵人，真是世界革命史上唯一無二或者至少是稀罕的杰作！”“所謂‘打倒一切’的學說，就是這批老爺們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史中的杰出的‘創造’。”

其二，是說博古等人不顧現實條件與群眾覺悟，不僅堅持革命隊伍要純粹又純粹，革命道路要筆直又筆直，而且“任何人不許說一句真話，如像‘困難’之類，是一個字也提不得的，提了就要挨打”。結果是到處唱高調，“輕敵盲動，驅使群眾（其實是幾個先鋒隊）如驅羊，閉著眼睛天天叫他們斗、斗、斗，結果斗個精光”。而對那些希望實事求是的同志，則大搞“無情斗爭，殘酷打擊”，到處扣“右傾”帽子。毛澤東滿懷怨懟地形容說，這個“最堅決最殘酷的斗爭”，“是叫我們預備后事的，像阿Ｑ在畫過圓圈綁赴刑場的光景一樣……說時遲，那時快，午時三刻，喝一聲‘到’，砍了！從此‘機會主義’的領導者們威信掃地，永世不得翻身。而‘完全正確’的‘中央路線’呢？就高唱凱旋，長命富貴了！”

其三，是說博古等人崇尚空談，張口“馬列”，閉口“馬列”，“自封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唯我獨“左”，“自賣自夸，隻此一家，別無分店”，但“我們老爺的‘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是不顧時間、地點與條件的”，“其特點是夸夸其談，從心所欲，無的放矢，不顧實際”。“誰要是在時間、地點與條件上面提出問題，誰就是‘機會主義’”，而他們卻“隻知牛頭不對馬嘴地搬運馬克思、列寧、斯大林，搬運共產國際，欺負我黨與中國人民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認識水平與對於中國革命實踐的認識水平的暫時落后而加以剝削”。毛澤東因此慨嘆道：“我常覺得，馬克思主義這種東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中國自從有那麼一批專門販賣馬克思的先生們出現以來，把個共產黨鬧得烏煙瘴氣，白區的共產黨為之鬧光，蘇區與紅軍為之鬧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吃了馬克思主義太多的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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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難說上面的這些錯誤做法，都是博古中央的創造，共產國際特別是力薦博古“把總”的王明的作用肯定不可低估。但在當時那種條件下，直接刺激著毛澤東的，卻是博古中央的“左”所造成的危害，這是不言而喻的。

據不完全統計，自博古中央進入蘇區以后，中央蘇區“左”的做法可謂變本加厲。當時不僅加劇對地主富農及其家屬的拘捕押禁與沒收懲罰，而且對一般民眾也大舉公債谷票，借糧征兵，甚至以退公債谷票、濫發紙幣的辦法變相克扣農民。光是1933年底到1934年9月這段時間，強征新兵即達10萬，發行公債300多萬，“動員”群眾退還到期公債券支援“國家”約100萬，除正常征收外，還硬性“借谷”兩次共84萬擔 這裡面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強迫“擴紅”和“查階級”。到1933年11月，中央蘇區農村中佔人口總數平均25%的男勞力（16—55歲），僅當兵、作挑夫及外出工作者，即已佔去全部男勞力總數的80%上下。以當時蘇區所有農民200萬計，蘇區男勞力實際隻有50萬左右，也就是說，到1933年11月，出外當紅軍及工作者，至少已達30萬以上，再強迫“擴紅”10萬，勢必將農村中男勞力大部抽空。這種情況自然弄得民心動搖，僅1934年8、9兩個月，棄械逃歸的士兵，就有數千人之多。

博古中央一面竭澤而漁，一面又極力加劇內部矛盾。在查田查階級的運動中，他們堅持奉行“隻講成分，不講工作”、“不問表現如何”的方針，大批干部黨員受到清洗，許多早已劃定的成分被重新改劃。僅勝利縣一縣，二十天內即在1512家查出所謂“翻案地富”890家，並新查出地富83家。所有地主富農及所謂階級異己分子，多被強迫編入永久勞役隊，其他的一部“驅逐出境”，一部“就地槍決”，所有財產全部充公。由於沾“富”就有生命危險，大批中農人人自危，“拼命吃穿，不想擴大生產”，許多人干脆連田也不種，以免受累不說還要遭罪越講階級、查階級，就越能夠得到下面送上來的說明階級斗爭嚴重的材料，博古中央也就越緊張。准備大舉突圍時，他不僅對外界，而且對黨內，包括對政治局大多數人也封鎖消息。暗中更把黨的干部也分為幾類，有信得過的，有信不過的，還有有各種嫌疑的，最后決定把信不過和不喜歡的，即使他們中一些人的健康狀況和自身條件都不適合在當地堅持斗爭，如過去在莫斯科與博古等人有矛盾的瞿秋白等人，都強行留下，等於讓他們白白犧牲掉﹔對懷疑可能成為隱患的，則干脆下令殺掉，像過去幾年被俘留下已經成為紅軍學校教員的一批原國民黨軍官和其他一些被懷疑有問題者，就被秘密處決了。

很難了解毛澤東當時對博古等人的這些做法究竟有多少認識。雖然毛澤東當時沒有可能直接參與中央決策，但他至少是部分地參與了領導查田運動。從他當時發表的關於查田運動問題的文章當中，也可以看出他對博古等人當時一些做法也並不都是持不同意見的。事實上，我們從上面引述的毛澤東在1942—1943年間對博古等人批判的三個方面內容中，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印証這一點。將近十年之后，毛澤東依舊認為，博古等人的“左”，主要是表現在對待中間勢力以及在黨內斗爭這兩個方面。他並沒有很清醒地意識到，正像他自己1928年給中央的報告中所講過的那樣，蘇區和紅軍在江西等中國心臟地區生存下來，是有特定條件的。隨著蘇區和紅軍的不斷擴展膨脹，它們早已大大超出了南京國民黨所能容忍的程度。即使博古等人在對待中間勢力和黨內斗爭這方面表現得不那樣極端，能夠抓住一兩次機會，中央蘇區和紅軍也還是很難在江西長期堅持下去。當然，如果換了毛澤東，至少中共在軍事上可能不會輸得那樣慘。

1934年，蔣介石吸取了前幾次輕敵冒進的教訓，接受了德國軍事顧問的建議，穩扎穩打，層層筑堡，用絕對優勢的五十萬兵力，對中央蘇區發起了第五次“圍剿”。面對敵軍穩步推進，中共的軍事顧問李德，因肩負保衛“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領土完整的重任，故而不顧國民黨進攻軍隊的裝備、兵力和供給佔據極大優勢的情況，竟採取了“御敵於國門之外”的方針，分兵把守，到處設防，搞所謂“短促突擊”，揚言“積小勝為大勝”，甚至不自量力地僅憑其一年當兵、三年軍校的經歷，就以“野戰司令”自詡，在廣昌和高虎?先后指揮數萬紅軍，擺開架式，說是要與國民黨軍“決戰”。李德對付不了蔣介石的碉堡政策，節節后退之后，幻想以死拼來保住紅色“首都”不失，結果反而加速了紅軍的失利。僅這兩仗打下來，就使紅軍主力損失近萬人。

眼見中央蘇區再難堅守下去，生怕遭受更大損失的博古和李德慌忙通過上海遠東局上報莫斯科，請求實行戰略轉移。但博、李二人再度犯了兵家大忌，竟然把這一在強敵圍攻下的戰略性轉移搞成了一個八萬余人的集體大搬家。蘇區的各個機關，乃至於銀行、工廠等，把所有值錢的東西幾乎都挑在了擔子上。這支擁有近兩萬非戰斗成員和兩萬多新兵的龐大行軍隊伍，剛剛走到湘江，就遭到了戰斗力較強的國民黨廣西軍隊和湖南軍隊的沉重打擊，一戰損失兵力和人員過半數之多，數以千擔從瑞金搬出的設備、輜重和文件散失殆盡。從此，“戰略轉移”迅速變成了尋找落腳點的、目標變幻不定的“長征”。如此蹩腳的軍事指揮，直接關系到整個部隊和中共中央的生死安危，毛澤東終於忍無可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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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毛澤東講：遵義會議成功，最重要是張聞天、王稼祥能分化出來

這時負責指揮一切的是所謂的中央“三人團”，它是由博古、李德和周恩來三人組成的，事實上周恩來主要在前方負責軍事，應該負責的自然是博古和李德兩人。由“三人團”來取代中共中央政治局，是基於李德所說的要高度保密的理由，但同時也是因為這位德國人看出，政治局內部日益發生分歧，行使權力極為不便。

還在1934年初中共中央六屆五中全會之后不久，李德就發現領導人之間存在明顯不和。他感到不解的是，這種不和為什麼竟會發生在留蘇學生出身的干部們之間？他曾特別告誡博古，並要他轉告政治局其他從蘇聯回來的領導人，說：“這裡的事情，還是依靠於莫斯科回來的同志。”言外之意，留蘇回來的人本來就不多，現在都身居要職，千萬不要鬧摩擦但這種警告毫無用處。

博古太年輕，資歷太淺，留蘇時間和學歷都短，其總書記的工作又純粹是因為一種偶然的機遇臨時受命而來，但是毛澤東等土生土長的干部，原本就自慚形穢，再加上有黨的紀律約束，再有不滿，也往往安守本分，不會公開表示抗拒。然而，同是留蘇學生的其他人，卻不僅很難做到心服口服，而且往往容易表現出來。特別是那些已經進入中共中央的與博古先后回國的留蘇學生，或者歲數大、資歷深，或者留蘇時間長、學歷高，博古要想在他們中間取得威信，必須要做出顯著政績來才行。然而，博古在位三年，不僅政績方面乏善可陳，而且蘇區越打越小，形勢越搞越困難，這就很自然地授人以柄，自己必然會陷於被動了。

廣昌戰役之后，書記處召開緊急會議，早對博古有所不滿的張聞天就公開發難了。張聞天這時在黨內的地位，相當於第二把手。但博古因為不信任張，因此利用與李德的關系和戰爭條件下凡事均可便宜行事或獨斷專行的條件，關鍵的事情多半都不讓張聞天與聞其間。甚至，像1934年初讓張聞天去做蘇維埃政府主席一事，博古事先也未曾與張通過氣。這自然讓張懷疑博古是不懷好意，既奪了毛澤東在政府中的權，同時又把張推到最不喜歡的事務堆裡去，從而名正言順地把他排擠出中央決策圈。因此，張聞天抓住廣昌戰役失敗的問題，尖銳批評博古、李德指揮錯誤，認為如此之大的損失是不必要的。博古則反唇相譏，諷刺張聞天在扮演反對革命的機會主義頭子普列漢諾夫的角色，因為普列漢諾夫當年就批評俄國1905年革命得不償失。雙方當場發生激烈爭吵，弄得不歡而散。事后，博古干脆把張聞天派去閩贛邊“巡視”工作。張走后，博古又在會上批評張領導的蘇維埃政府工作，這就進一步引起張聞天的不快與疑惑。等到張回瑞金后，“三人團”已經大權獨攬，政治局也好，蘇維埃政府也好，都隻有聽差的份兒了。對此，張聞天雖無可奈何，但自然“心裡很不滿意”。

多半是因為同病相憐，本來與毛澤東話都很少說過的張聞天，竟開始向他並不了解的毛澤東靠攏了。張聞天回憶說：“在出發前有一天，澤東同志同我閑談，我把這些不滿意完全向他坦白了。從此，我同澤東同志接近起來。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這樣就形成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反對李德、博古領導的‘中央隊’三人集團。”

由於一直處於旁觀者的地位，毛澤東無疑是最早意識到博古和李德軍事指揮錯誤的人。但在剛剛召開過得到共產國際批准的六屆五中全會、重新確認了黨的領導核心之后，要想自下而上地改變既定的領導格局，幾乎是不可能的。顯然，說毛澤東在離開瑞金之初就已經在設想把博古拉下來，恐怕不合邏輯。但是，毛澤東勸說張聞天和王稼祥一路走這件事本身，至少反映出他這時已在做“分化”工作，爭取同盟者。頗為有趣的是，本來博古早已和組織局主任李維漢商量好，把隨軍西征的黨政高級領導人分散到各軍團裡去，而毛澤東竟親自去找了一趟博古，並說服他改變了原來的決定，同意中央主要領導人編入中央縱隊統一行動。顯然，博古在這一點上還幫了毛澤東的忙。

爭取張聞天和王稼祥可以說至為關鍵。隨中央紅軍一同行動的政治局委員，這時共有十人。其中六名正式委員和四名候補委員。這就是博古、張聞天、周恩來、陳雲、毛澤東、王稼祥、朱德、凱豐、劉少奇與鄧發。十人中，留過蘇的將近半數，不過劉少奇和此時負責領導另一支紅軍的任弼時是1921年就去莫斯科的早期留蘇學生，1923年已經回國，不僅與博古等人毫不搭界，而且博古等人還一直認為他們有機會主義傾向。陳雲和鄧發均為工人出身，與處處顯示高人一等、剛愎自用的博古等人，應該說關系一般。擔任軍事工作的朱德和周恩來，對博古、李德肯定會有意見。因為博古來后，聽任李德控制軍權，結果才有了蘇區的喪失和紅軍的被迫大轉移，下面的將領早就牢騷滿腹了。但即便如此，由於凱豐跟博古較近，李德又參加會議，如果張聞天、王稼祥站在博古一邊，考慮到多數政治局委員無意介入紛爭，很難設想毛澤東能夠成功地造成批評博古和李德的氣氛。相反，如果能夠把張聞天和王稼祥兩人爭取過來，借重二人在政治局和書記處中舉足輕重的地位，就很可能影響到多數政治局委員發表不同意見。這也正是為什麼毛澤東后來不止一次地為張、王二人表過功。他說：遵義會議上之所以能夠成功地戰勝博古等人的“‘左’傾路線”，最重要的是張聞天、王稼祥兩人能夠分化出來

爭取到張聞天和王稼祥的支持與理解之后，毛澤東的自信心空前高漲。十分明顯，事實已經証明，博古中央的“進攻路線”遭到了完全的失敗。這也就從一個側面証明了毛澤東過去的軍事思想要正確得多。因此，毛澤東又重新開始積極地就軍事問題發表意見、公開爭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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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毛澤東升為常委，但分工只是“恩來同志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紅軍剛剛進入湖南，毛澤東就主張沿湘江北上，在湖南地區開辟根據地。會議上爭論來爭論去，他的意見沒有被通過，李德等人堅持要經瀟水及湘江打廣西，結果有了湘江之慘敗。湘江之戰更加証明毛的看法具有遠見，政治局中多數人也因此完全喪失了對李德軍事指揮能力的最后一點迷信。在隨后與張聞天、王稼祥的交談中，毛澤東已經能夠毫不掩飾地開始尖銳批評博古和李德，並且具體“解釋反五次‘圍剿’中中央過去在軍事領導上的錯誤”了。由於蘇區和紅軍的失敗根本上都是博古、李德等人軍事指揮和軍事思想的錯誤產物，一方面極端不滿博古、李德，一方面在軍事問題上又完全是門外漢的張聞天和王稼祥，自然對毛澤東從軍事角度頭頭是道的解釋和分析心服口服。張聞天后來明確講：這是他“從毛澤東同志那裡第一次領受了關於領導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性的教育”。

在長征期間，軍事問題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戰爭勝負乃至紅軍存亡均系於此。湘江遭受慘重損失之后，黨內軍內一片怨言，矛頭直指“三人團”。因此，部隊剛剛開到湘桂黔交界的通道縣城，毛、張、王就公開批評起博、李的軍事路線來了。而后是老山界會議，接著又是黎平會議，一路開會爭論。尤其是在黎平，雙方的爭論達到白熱化的程度。李德力主部隊應當轉向貴州東部，而毛卻堅持要去川黔邊建立根據地﹔李德繼續強調前方必須絕對服從中央統一指揮，毛則激烈反對，聲稱中央對前方隻能指出大方向，不能干預太多，必須給前方以機動執行命令的權力。由於張聞天、王稼祥等都支持毛的意見，周恩來也以會議主席的身份表示贊同毛的觀點，特別是作為當時黨內最高軍事指揮者周恩來的表態，可謂至關重要。因為這表明“三人團”徹底瓦解，李德已開始成為孤家寡人。果然，就連博古也看出李德的話不能再聽，勉強附和了多數的看法。這弄得李德大發脾氣，但亦無可奈何。其權威地位從此盡失

否定了李德的軍事主張，並爭取周恩來轉向自己，這是毛、張、王聯盟向“三人團”挑戰的重大勝利。這一勝利極大地鼓舞了他們。在黎平會議上，王稼祥就力主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來“檢閱在反對五次‘圍剿’中與西征中軍事指揮上的經驗與教訓”的提議得到通過。1935年1月7日紅軍攻入遵義縣城后不久，鑒於事實上中共中央與莫斯科及上海已完全失掉聯系，再聽任博古、李德等人領導指揮已沒有可能，長此爭論不休也不是辦法，因此，王稼祥明確主張：把博古和李德“轟”下來。張聞天也予以響應，並直截了當地提出：博古不行，一定要變換領導人。毛澤東對此當然贊成

為了找到足夠的理論根據來否定博古、李德的軍事路線，他們查閱了博古、李德保存的共產國際有關來電，欣喜地發現莫斯科的不少指示其實是同毛澤東的想法不謀而合的。如反對打陣地戰和強攻堡壘，反對分兵把守和單純防御，強調機動靈活與保存有生力量，主張集中兵力打運動戰等，明顯與博古、李德的軍事路線不一致。有了軍事指揮上的嚴重失敗，又有了莫斯科的指示為依據，根本否定博古與李德的領導由此成了定局。

否定了博古的領導地位，是不是大家就“理所當然”地會一致推舉毛澤東來做中共的領袖呢？有關遵義會議前后中共中央多數領導人一致推舉毛來做中共領袖的說法，十分流行，其實卻有些讓人生疑。畢竟，毛澤東此前並非中共中央領導核心中人，五中全會上剛剛升為政治局正式委員，既非政治局常委，也非書記處書記，要一步登上“總書記”的地位，名不正言不順。

從張聞天將近十年后在延安整風運動時的回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當時政治局多數人是推舉張來代替博的，而張對此也是欣然接受的。他說：“當時政治局許多同志推舉我當書記”，“我不但沒有推辭，而且還有高興之意”。種種情況說明，不僅張，而且政治局多數領導人，都注意到排序問題。畢竟，從莫斯科那裡開始，共產黨歷來就是注重排序的。而這時依國內政治局委員的排序，張聞天毫無疑問是緊接著博古之后的第二號人物。想必毛澤東對此也有清醒的認識。他之所以在准備遵義會議時積極支持由張聞天來做會議的“反報告”，清楚地反映出他這時對由張聞天來接替博古的必然性是很清楚的。所謂大家一致推舉毛澤東，毛主動推辭，並表示應該讓張聞天“鍛煉”一下的說法，怕是以訛傳訛了。

下面這個情況也顯示出當時黨的多數領導人確實還沒有把毛澤東推上領袖地位的想法。

毛澤東是遵義會議的幕后策劃者，甚至也可以視為幕后的指導者。因為會議所討論的根本上只是一個軍事路線問題。而站在攻勢一方的毛、張、王三人中，其實隻有毛澤東在軍事問題上才有發言權。如果沒有毛澤東，僅靠張聞天、王稼祥二人的軍事知識，無論如何不能駁倒博、李等人的辯護報告與發言。但是，頗為令人驚奇的是，在毛澤東因此被張、王提名擔任政治局常委之后，人們卻發現在中央的工作中找不到一個適當的位置給他。由於周恩來在會議上主動與博、李劃清界限，支持毛、張、王，以往又長期主持中央最高軍事領導工作，在作戰指揮上又有成績，與軍隊領導人也配合較好，會議相信周恩來理所當然地應當繼續其中央軍委書記的工作。而周既然是常委兼軍委書記，自然應當執掌軍事大權。結果，在會后的常委分工時，毛澤東的工作竟成了一個問題。最后，同樣是常委，毛澤東隻得到了做另一個常委“恩來同志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的任命，而周則被確定為“黨內委托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這種情況不難使人想起1932年10月寧都會議時周恩來的那個大致相同的建議，當時周恩來取代了毛澤東的軍事領導地位之后，也是建議留下毛在前方做他的“助理”。“助理”者，“幫助者”之謂也。

當然，名分問題其實並不重要。會議決定是一回事，事實卻是另一回事。因為周恩來隨軍行動，而毛澤東隨中央行動，周恩來凡有軍事意圖必報中央審核批准，中央又隻有毛澤東能夠提出恰當意見，結果，“幫助者”實際上很快成了眾所周知的“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何況長征中軍事行動很長一段時間裡幾乎是中共中央工作的唯一內容，不久后張聞天干脆建議毛澤東與周恩來、王稼祥組成中央三人軍事小組指揮軍事。因此，人們后來說，從遵義會議開始，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得到了確立，如果從這樣的角度看，應該也不是妄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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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泽东说：“对波匈，苏军可以撤出，让它们独立自主嘛”  

1956年9月下半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八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中，除了毛泽东因为对米高扬在致辞中不提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贡献不满，负气没有出席米高扬致辞的那次会议，并在饭桌上狠狠地把斯大林和苏联党挖苦了一番以外，中共中央丝毫也没有表现出与苏共中央之间存在着意见分歧。不仅如此，无论是在刘少奇的政治报告当中，还是在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当中，都对苏共“二十大”做了积极的评价，并特别肯定了“二十大”反对个人神化的“重要功绩”。只不过，邓小平在报告中特别强调说，我们党其实早就反对突出个人和歌功颂德的做法了，并且长期以来就是由集体而不由个人来决定重大的问题的

据当年为苏中两国领导人做过翻译的一位俄国人回忆，还在斯大林去世后不久，中共领导人就曾明确地讲过：斯大林去世后，国际革命运动的领袖就属毛泽东了不论这种说法是否准确，1956年斯大林问题暴露后，中国共产党人心理上确实出现了某种优越感。他们明显地认为，自己在许多方面，比如理论联系实际、党的领导体制、党群关系以及肃反政策的把握等等，都做得比苏联好。既然如此，谁还会去对照检查自己的问题呢？毛泽东早就认定，斯大林有许多错误。但在斯大林还处于一种神话地位的时候，无论是对斯大林，还是对苏联，像毛泽东说过的那样，中国共产党人除了公开崇拜以外，完全没有批评的可能。因此，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抱有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态，他不满意报告打倒一切的调子，却不止一次地高度评价赫鲁晓夫的做法，说赫鲁晓夫勇敢地揭开了盖子，从而解放了思想。在他看来，斯大林问题的揭露至少证明了他久已存在的看法，即苏联的经验并不都那么令人羡慕。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问题不顾后果并且是明显偏激的做法，更让毛泽东看不起苏联党新一代领导人的政治能力。这也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上对米高扬致辞中没有提到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特经验与理论贡献这件事会生那么大的气。

如果说这时的斯大林问题曾经给毛泽东带来过一些积极的思考的话，那么，大概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如何认识社会主要矛盾这个问题了。毛泽东这时明显地赞同苏共对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愈前进阶级斗争就愈尖锐这一错误公式的批评，这在一向强调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毛泽东来说，几乎可以说是一段很特殊的现象。中共“八大”之所以提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疾风暴雨式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逐渐转变为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与此不无关联。毕竟，这一年里，农民实现了集体化，城市工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正在加速完成中，过去意义上的地主和资产阶级即将不复存在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再搞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确实也没有必要了。因此，他不止一次地提到，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只剩下百分之十的职能了，就是那百分之十也主要是用于对外的。从这一点出发，当年处于同样情况下的斯大林，确实没有必要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放生产力了。毛泽东明确讲，斯大林那时之所以仍旧到处寻找斗争对象，到处捉人杀人，继续进行阶级斗争，根本上是认识没有跟上形势的发展，不相信群众，所以天天恐慌。当国家只有一个党专政的时候，更应该注意听取反面的意见。比如，民主党派不也是天天骂我们吗？只要不登在报纸上，听听也没有什么不好

然而，满足于中国现实政治的成功与经验，满足于自己的理念与睿智，并不能使毛泽东从斯大林的悲剧中看到自己的问题和真正吸取教训。随着波匈事件的发生，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化了。

由于对斯大林暴行的揭露，从1956年春天开始，东欧各国党已经不得不开始为那些因为同样原因而被镇压的共产党人恢复名誉。仅波兰政府4月27日宣布的，必须恢复名誉的共产党人，就有八万人之多6月28日，波兰爆发了有名的波兹南事件，事件最初纯粹是由于经济原因而起的。但波兰当时面临的经济危机和人们对政府的普遍不满，使得一家机械工厂工人的抗议活动引发了对政府机关的冲击，而波兰地方军警的镇压又造成了数十人死亡和数百人受伤，结果发生了严重的政治事件。

波兹南事件发生后，波兰党7月18—28日召开了中央全会，苏共中央派代表团参加，企图要波兰党公开承认骚乱是一起有敌对势力挑唆的政治事件，但波兰党坚持把事件限制在局部的和经济的范围之内，坚持认为工人对生活状况的不满是主要原因，并且在随后完全违背苏联人的意愿，宣布将恢复因主张独立自主而被开除出党和遭到关押的前第一书记哥穆尔卡的职务，并有意解除从苏联回来担任政治局委员和国防部长要职的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职务。

波兰出现的情况使莫斯科大为惊慌和恼怒，担心波兰可能脱离华沙条约组织，转向西方。赫鲁晓夫因此下令派兵对华沙取包围态势。与此同时，赫鲁晓夫、莫洛托夫、米高扬等飞往华沙，准备强行干预波兰党10月19日准备召开的党的中央全会的选举结果。在19—20日的会谈中，两党领导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但在波兰党领导人再三保证没有脱离华沙条约的意图，并愿意努力使罗索科夫斯基留在政治局内之后，赫鲁晓夫也做了让步，同意不干预哥穆尔卡的当选，并将部队撤回基地。

让赫鲁晓夫更加手足失措的是，波兰这边还未平息，匈牙利那边又发生了连锁反应。在波兰为哥穆尔卡恢复党籍之后，匈牙利舆论强烈要求为一年前被解除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并被开除党籍的纳吉平反。匈牙利共产党迫于舆论压力，于10月14日宣布为这位因为反对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和主张政治上更加宽容的纳吉恢复党籍。哥穆尔卡在赫鲁晓夫代表团飞往华沙干预之后仍然当选第一书记，更进一步激起了匈牙利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响，群众开始大量集会游行，要求纳吉上台、自由选举，甚至高呼撤走苏军的口号。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格罗没有采取安抚的政策，更不打算让纳吉复职，而是发表了态度强硬的演说，与群众形成了严重的对立10月23日，示威群众企图冲进广播大厦，保安警察被迫开枪，结果引发了一场骚乱。据当天夜里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报告说，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已陷入混乱，警察无力应付，调入国防军一个营试图恢复秩序，反而被群众缴械，匈牙利国防部长明确表示希望苏军干涉。

还在10月21日，即哥穆尔卡当选波兰党第一书记的当天，中共中央接到了尤金送来的苏共中央来信，通知中共说波兰情况严重，有脱离社会主义阵营的危险，希望中共中央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去紧急磋商。毛泽东当晚召开会议，确定同意派刘少奇率团去莫斯科，并很快约见了尤金，告知了他这一情况。谈话中，毛泽东明显地认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引发事件起了不好的作用。他特别强调：“斯大林是需要批判的，但是，批判的方式，我们有不同意见。还有若干问题，我们是不同意的。”

第二天，毛泽东通过新华社得知赫鲁晓夫率团前往波兰，并派兵包围华沙的情况。当晚毛泽东再度召集紧急会议，研究对策。毛倾向于反对出动苏军去干涉波兰党内部事务。经过讨论，与会者取得了一致的看法。23日凌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再度会见尤金，通知他说，中共中央认为波兰问题虽然有反革命分子在其中活动，但有广大群众参加，看来不像马上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倒向西方。波兰党要改组，是波兰党内部事务，不能用强迫的办法阻止其改组。通过适当的让步和平等的合作，是可能使波兰党继续留在社会主义阵营内的。会见后，刘少奇即率团启程飞往莫斯科

23日晚，当刘少奇一行到达莫斯科时，才知道苏军事实上并没有进入华沙，赫鲁晓夫到华沙后已发现原来的怀疑有误，因此，波兰危机的信号已经基本解除。苏方已不反对波兰改组和哥穆尔卡当第一书记。但就在赫鲁晓夫向刘少奇等通报波兰情况时，他接到苏军元帅朱可夫的电话，得知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出现严重骚乱，匈国防部长要求驻匈苏军开进布达佩斯，帮助恢复那里的秩序。刘少奇随后打电话给毛泽东，毛泽东认为情况不明，不宜表态，但内心明显地是不赞同的。

24日，刘少奇、邓小平等应邀出席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参加讨论波匈事件，得知苏军已经开进布达佩斯。刘少奇在发言中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明确认为波匈事件的重要原因是苏联过去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强加于人的政策在两国积怨过深，造成了群众对苏联的普遍不满。因此，他要求苏方从波匈事件中吸取教训，深刻检讨他们处理国家关系以及党的关系时所犯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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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少奇一行留在莫斯科期间，格罗被迫下台，刚刚得到平反的卡达尔担任了匈牙利共产党第一书记，纳吉成为政府总理。对此，苏联方面明确地表示了支持的态度。但是，由于匈牙利军队和警察已经分崩离析，苏军只是帮助首都布达佩斯维持秩序性质，所派军队人数过少，匈牙利国内各地的骚乱迅速漫延，形成严重的无政府局面。再加上西方自由电台极力煽动，边境开放，反苏的民族情绪得到充分释放，各党派拒不加入新政府，致使新政府毫无权威性可言，全国形势更趋混乱。

27日，纳吉政府宣布在苏军的援助下，已经肃清了反革命暴乱。第二天，为迁就国内因苏军干涉而难以平息的激进情绪，纳吉等在与苏共中央代表米高扬等协商后，又公开宣布，不仅苏军将会尽快撤离布达佩斯，并逐步撤出匈牙利，而且曾经参与过镇压行动的国家保安警察部队也将予以解散。

在苏军开始准备撤离布达佩斯的29日，赫鲁晓夫等会见了刘少奇，说明波兰、匈牙利等都提出了要苏联撤退在两国国土上的苏军的要求，他们担心整个华沙条约组织将会因此而崩溃，从而便利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阵营的破坏。刘少奇明确表示苏军最好不要退出，有必要保持华沙条约组织的存在。但毛泽东得到消息后却坚持认为，有必要给予东欧各国以政治上、经济上的平等地位。他在当天的电话中说，苏联对东欧国家应该更开放些，驻军也可以撤离，华沙条约也可以和它们商量，满足它们独立自主的要求。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进一步与赫鲁晓夫进行了会谈，但赫鲁晓夫对此表示怀疑。刘少奇因此问赫鲁晓夫：如果苏方不让步，不撤军，人家退出华沙条约怎么办？比如匈牙利，如果退出华沙条约的政府得到群众的拥护，你们怎么办？反复讨论的结果，赫鲁晓夫也深感问题棘手，同意了中共中央的意见

30日上午，苏方将米高扬关于匈牙利全国局势发展的进一步的报告送交给中共代表团看。报告称，匈牙利反苏反共的气氛已难以控制，各地都有不少共产党人被杀，苏军撤离，匈牙利必然倒向西方，因此，必须考虑根本方针问题。中共代表团看后颇感吃惊，讨论了一天，也没有能够得出统一的意见。刘少奇晚上通过电话再度请示毛。毛泽东表示：把撤出和进攻的两种办法都向苏联同志提出来，跟他们商量。他的意见是最好让反革命多暴露一些

当天晚上，根据中共代表团的建议，中苏双方举行了紧急会议。刘少奇、邓小平等开始力主苏军重新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去，坚决维护共产党政权。赫鲁晓夫则强调说，现在的形势，已经不是单纯把苏军开回布达佩斯所能解决的了。要出兵，就意味着必须要冒对匈牙利实行全国占领的巨大风险。这很可能会引起西方世界的强烈反应，引发国际干预，必须十分慎重。会议未能就此达成一致意见

31日，形势发生重要变化。一是纳吉正式宣布匈牙利准备退出华沙条约组织，这意味着匈牙利政府已经决心脱离社会主义阵营；二是传来英法两国为争夺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向埃及政府提出了最后通牒，正准备出兵埃及的消息，美国大使秘向苏联寻求协商，西方国家利用苏军出兵匈牙利共同向苏联发难的可能性当不存在。注意到这种情况，赫鲁晓夫的腰杆儿又硬了起来。苏共中央主席团经过一天的讨论，做出了出兵的决定。

第二天，苏军大举出兵匈牙利，很快平息了那里持续了一周之久的全国性骚乱，重新建立了一个以卡达尔为首的亲苏的匈牙利共产党政府。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此颇感满意，他们不止一次地提到这件事，说这是我们劝说苏联同志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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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毛泽东引用列宁的话说：“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

从毛泽东随后的历次谈话中可以看出，对波匈事件，他印象最深的大概有两点：

第一是认为东欧一些国家反革命杀得太少了，因此稍有风吹草动，敌人才会有那么大的力量兴风作浪。在11月中旬举行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此有明确说法。他指出：我们杀了七十多万人，东欧就是没有大张旗鼓地杀人。革命嘛！阶级斗争不搞彻底怎么行。“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

第二是开始认定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揭批斯大林，就是要全盘否定斯大林。在同一次会上，他讲：我们共产党人只有两把对付敌人的“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斯大林主义。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批评苏联，这个领袖就是陶里亚蒂。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杀人，杜勒斯就拿起来耍了一顿”；“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丢掉了”；“你有多少资本呢？无非一个列宁，一个斯大林。你把斯大林丢了，把列宁也丢得差不多了……这很危险”

关于中苏之间围绕着斯大林问题所产生的意见分歧，此前还只是政治局一级的领导人了解。波匈事件后，毛泽东以极度不满的口吻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向全体中央委员讲了这番话，事实上是把两党之间的分歧在内部公开化了。毛泽东在讲话中甚至使用了“里通外国”的提法，警告“我们的高级干部、中级干部中，还有个别的人（不多）里通外国”，即“背着中央向外国人通情报”。他告诫他们：“这样的事就不要干了”，并且要求“送过情报的讲出来就完了，不讲，就要查，查出来就给适当的处分”。这里讲的“外国”，指的就是苏联。很显然，毛泽东对苏联的看法，正在发生某种复杂而微妙的变化。

波匈事件还明显地使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不像以往那么乐观了。一个多月前的那种兴奋和满足感消失了。当时他高兴地告诉苏联同志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从前我是睡不着觉的。我曾经跟尤金同志说过，一切都还不上轨道，穷得很，人总是不高兴。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开始高兴了，工作比较上轨道了，党内问题也比较上轨道了。”他甚至开始考虑“辞掉主席职务，想干个名誉主席”，“准备后事”了但如今，他又开始忧心忡忡了。他公开表示，过去说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百分之九十都已经消亡了，看来问题还不那么简单。社会主义国家出了一个贝利亚，大家就吃了一惊；后来又出了一个高岗，又吃了一惊；现在匈牙利出了那么多反革命，这就教育了我们。也就是说，像我们这样的人，也可能还会犯错误，如果斗不赢，就会被别人推下台去，让哥穆尔卡上台，把饶漱石抬出来，这不是没有可能的，大不了重新回到延安去把哥穆尔卡上台同出现贝利亚、高岗、饶漱石相提并论，这反映出毛泽东内心深处对党内斗争导致政权易手的问题，已开始予以高度的重视。

这个时候的毛泽东还没有把赫鲁晓夫与哥穆尔卡相提并论，但他对赫鲁晓夫的印象变得极差。他再三说，赫鲁晓夫这些人不仅不讲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缺乏革命道德。“你从前那么拥护，现在总要讲一点理由，才能转过这个弯来吧！理由一点不讲，忽然转这么一百八十度，好像老子从来就是不拥护斯大林的，其实从前是很拥护的”，这怎么行

1957年1月周恩来访问苏联、波兰和匈牙利。在莫斯科同赫鲁晓夫谈话时，根据毛泽东关于这次一定要捅穿一些问题的指示，周直截了当地向赫鲁晓夫等提出，在斯大林问题上，苏共领导人应当主动做自我批评，承担必要的责任，不能把问题都归结到斯大林一个人身上去。在1月17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举行的宴会当中，周恩来又当面逼问赫鲁晓夫：你们二十年来同斯大林一起共事，难道对助长斯大林个人专断、思想僵化、狂妄自大等等错误的发展没有责任？如果不怕杀头的话，你们至少也可以少作些助长斯大林错误发展，多做些约束斯大林错误的事情嘛！为什么你们丝毫不做自我批评呢？但米高扬当场表示：当时的情况下，除非像对付贝利亚一样，把斯大林捉起来，否则别无办法。而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则异口同声地说：斯大林独断独行，根本没有可能进言。如果密议捉斯大林，那么被捉的将不是斯大林，一定是我们自己。在还没有庐山会议以及“文革”那样惨痛经历的情况下，周恩来对赫鲁晓夫等人的解释显得很难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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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象的是，毛泽东这时虽然谈到过“准备后事”的问题，但他显然认为他距离自己的“后事”还远。因此，他这时最关心的，其实还是中国不要出哥穆尔卡这样的人物。好在他对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基本上还是信任的，他虽然提到党内有少数动摇分子，形容他们像刮台风前的蚂蚁一样，鼻子灵得很，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他们就动摇了。但他这时提到的这种动摇分子，级别最高也就是“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说是他们受了波匈事件的鼓舞，“主张要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毛泽东形容他们是“墙上一蔸草，风吹两边倒。摇过来不是本心，摇过去才是本心”。最厉害的话是下面这么几句，即 “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

相信阶级斗争出现新动向，这是随着波匈事件的发生，特别是国内个别地区出现少数人闹事后毛泽东产生的新的联想。用他的话来说：“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举的例子是石家庄一个学校有部分学生闹事，说是“少数反革命分子乘机进行煽动，组织示威游行，说是要夺取石家庄广播电台，宣布来一个‘匈牙利’”。“北京清华大学，有个学生公开提出：‘总有一天老子要杀几千几万人就是了！’

根据历次运动的经验，这几个极端例子的具体事实如何，颇值得怀疑。毛泽东随后举过一个“典型的反革命”的例子，说的是一个支部书记公开贴出小字报，反对苏联出兵匈牙利。反对出兵干预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就算“反革命”，这即使在当时也显得有些牵强。包括毛泽东所举的那“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其实不过是新华社国际部的一两位干部，所主张也不过是在毛泽东派人征求他们看法时，私下提出来的一些希望党和国家吸取斯大林问题的教训，从制度上加强制约机制，政治上更加民主化的建议，本意并非就是要搞西方那一套。对此毛泽东也未必不清楚但抓住几个极端的例子，联系阶级成分或出身，进而把问题上纲上线，借机阐发自己的观点，这是毛泽东讲话的一向风格。而他这时想要强调的，就是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的观点。讲学生闹事，他说根子在高等院校的学生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背后又有那些“老于世故”的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民主党派；讲动摇分子，他说背景是因为他们出身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讲到我们相当一部分部长、副部长、司局长和省一级的干部，之所以在农业合作化以及统购统销等问题上表现右倾保守，他还是着眼于阶级出身和阶级成分，认定问题还是出在这些干部出身于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家庭，那些心怀不满的家里人讲了一些坏话，如此等等结果，所有的意见，不论提出的方式正当不正当，也不论善意恶意，只要在毛泽东看来有问题，就不可避免地被归结为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了。

当然，毛泽东这个时候的想法还是矛盾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基本完成，中共“八大”刚刚通过决议肯定阶级斗争不是越来越尖锐，不能看作主要矛盾，他一时还难以从理论上根本改变这一定论。因此，他这时虽然一再强调革命、斗争一万年以后还会有，理智上还没有把一切社会矛盾和党内分歧都看成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一方面肯定“还有资产阶级，还有地主、富农，还有恶霸和反革命。他们是被剥夺的阶级，现在我们压迫他们，他们心怀仇恨，很多人一有机会就要发作”；一方面又提出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比如不同意把所有工人罢工、学生示威都看成是反对共产党，并且明确批评“斯大林在很长时期内把这两类矛盾混淆起来了”，谁批评政府，批评共产党，就怀疑谁是敌人，就有坐班房甚至杀头的危险。他不是没有注意到波匈事件中有群众严重不满党和政府官僚主义的情绪，因而仍旧主张要允许批评，强调要加紧反对官僚主义，提出党要公开整风不过，毛泽东对于批评的界限是很清楚的，那就是，你只能长花，不能长草，“你长草，我就锄”。而这个花和草的界限就在于，凡是在毛泽东看来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就是花；凡是在毛泽东看来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就是草在这里，人治的色彩异常鲜明。因为这个“有利于”与“不利于”，全凭各级领导根据当时的政治气候来判断，完全没有可操作的具体的法律依据。

正因为如此，当毛泽东于1957年发动整风运动，意外地发现有太多的“蚂蚁出洞”时，他立刻想起了匈牙利事件，“蚂蚁”在毛泽东的眼里变成了“吃人的鲨鱼”。整风运动迅速转变成反右运动，阶级斗争的法宝又祭起来了。五十多万知识分子被打成了“右派”。

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强烈地感觉到笼统地反对个人崇拜有害无益，说正确的权威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否则，偌大一个党，偌大一个国家，包括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由谁来判断是非对错？他开始大谈要有正确的个人崇拜，说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中国党有些人也屈服于这种压力，要打倒个人崇拜。他们不知道，有些人打倒斯大林是有个人目的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我看还是列宁说得好。有人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得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

其实，毛泽东多少有点过虑了。斯大林问题的暴露，何尝曾经丝毫触动过他在党内一言九鼎的绝对权威地位呢？麻烦的只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斯大林死后，是否还需要另一个斯大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