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首任部长中的党外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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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政府第一次会议会场 开国大典的前一天，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怀仁堂闭幕。闭幕前，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六位副主席中，党外人士占了半数。第二天，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第三次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对政务院组成人员的任命，其中的21位政府部长中，有10位是党外人士。他们是：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邮电部部长朱学范、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农业部部长李书城、林垦部部长梁希、水利部部长傅作义、文化部部长沈雁冰(茅盾)、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司法部部长史良。 　　 新政府传递出的信息 　　建国前夕，毛泽东曾在各种场合一再提到，要安排党外人士在即将组建的新政府中担任职务。 　　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在从西柏坡进驻北平途中，毛泽东又对周恩来说:对作过贡献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应该在政府里安排职务。 　　新中国成立后，在政务院组成人员中，党外人士确如毛泽东所说，占了相当的比例。四位副总理(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中，有两人是党外人士；21名政务委员中，有11人是党外人士；政务院下属34个机构的109名正副职位中，党外人士占49个，这当中就包括前面提到的10位部长。1949年10月21日，周恩来总理召开第一次扩大的政务会议，宣告政务院成立，政务院总理、副总理、政务委员及下属34个机构的领导人正式就职。周恩来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政务院的成立和政府机关的组织与干部问题》的报告。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说明:“政府正在草创中，政权机关需要很多人工作。政务院及其所属机构工作人员由三部分组成:一是长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二是前国民政府的旧职员；三是在旧社会里被埋没的知识分子和新教育出来的学生。”从上面的数字和说明中，都不难看出，新中国第一届政府，是名副其实的民主的人民的政府。 　　众多党外人士任职新中国的政府机构，当时在党内党外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对于来自党内的一些不同看法，各级负责同志也做了大量工作，时任华北局第一书记的薄一波回忆说: 　　记得在开国大典之后不久，我曾根据毛主席指示的精神，针对着一些同志认为对民主人士、起义将领安排高位是否右倾的想法，几次在华北局干部会上指出:毛主席常说，我们不能再长征了，我们要千秋万代长坐北京，没有党外人士进入政府就不行。安置他们(如傅作义、程潜)要各得其所，要用大位置才能安置。我还说过，安排民主人士好处很多： 　　第一，可以“赚”人，各方面的非党人物都有当副主席、部长、司令员的，“朝里有人”，国民党不打自垮。前几天不是就从香港飞来12架飞机吗？这是对革命有利的。 　　第二，可以“赚”来四万万人民，赚来土地改革。 　　第三，可以“赚”一个社会主义。这叫做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所以，要反对“麻烦说”、“捣乱说”、“吃饭说”，要反对关门主义。 　　正如薄一波所估计的那样，新政府的人事安排，得到了各界民主人士的普遍好评。曾出席一届政协会议的孙晓村后来也回忆说:“我回到上海，朋友们都讲共产党的确伟大，打下了天下，但不统统用自己人。担任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党外人士都是在社会上经过几十年考验的中华民族的精英。”“当时民主人士在中央人民政府中担任部长以上职务占全体成员的三分之一强。他们德高望重，深受人民信任。至今想起这些事情，我深感这样的人事安排，充分体现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是用人唯贤的楷模。” 　　 他们是怎样走马上任的 　　担任政府部长的10位党外人士，来自不同的方面，也有着不同的阅历:傅作义是国民党起义将领，黄炎培、史良、马叙伦、朱学范等是著名民主人士和社会活动家，梁希是学者型的专家……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他们或在各个历史阶段对党的事业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帮助，或对新中国的诞生做出过这样或那样的贡献。那么，他们是怎样走马上任的，当中的一些细节，应该能引起关注这段历史的读者的兴趣。 　　茅盾(沈雁冰)作为著名作家，原本无意担当政府职务。他是在毛泽东的亲自劝说下就职的。他的子女在《父亲茅盾的晚年》一书中，有比较细致的回顾: 　　还在建国之初，周总理动员他出任文化部长时，他就婉言推辞，说他不会做官，打算继续他的创作生涯。妈妈更有她的如意算盘:她想在西湖边买一栋房子，定居杭州，让爸爸从从容容地写作。她说，自从大革命失败之后，他们一直在国民党的通缉和盯梢之下，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现在可以安安定定地住下来，让爸爸把没有写完的几部长篇小说完成。后来毛主席亲自出面找爸爸谈话，说文化部长这把交椅是好多人想坐的，只是我们不放心，所以想请你出来。爸爸问:“为何不请郭老担任？”毛主席说:“郭老是可以的，但他已经担任了两个职务，一个是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一个是中国科学院院长，再要他兼任文化部长，别人更有意见了。”又说:“听说你不愿意做官，这好解决，你可以挂个名，我们给你配个得力的助手，实际工作由他去做。”……这样，爸爸就当上了文化部长，一干就干了15年…… 　　从程序上看，所有政府部长，都经过周恩来总理的提名；从实际情况看，几乎所有党外人士出任政府部长，也都经过周恩来的直接过问甚至是耐心的劝说。 　　梁希的心态与茅盾有些近似，林垦部是在他的提议下成立的，但他并不想当部长。梁希是著名的林学专家，建国前长期担任中央大学森林系教授。1949年9月，在一届政协会议上，梁希提议成立林垦部。周恩来采纳了他的意见，并提名他为林垦部部长。梁希当场写了一张条子递给周恩来:“年近七十，才力不堪胜任，仍以回南京教书为宜。”周恩来看后也提笔写了一句话:“为人民服务，当仁不让。”梁希看了回条，颇为激动，又写下“为人民服务，万死不辞”的条子，交给周恩来。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就这样走上了林业领导岗位并倾注了全部心血，他为新中国林业建设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黄炎培以前曾多次拒绝担任旧政府的高官，新中国成立后，他依然无意当官。周恩来亲往其家中拜访，诚恳地请他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的公职。黄炎培初衷不改地说:“1946年我才68岁，已觉得年老了，做不动官了。如今72岁了，还能做官吗？”周恩来说:“在新政府任职，不同于在旧社会做官，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由全国各党派一起千斟万酌制定的《共同纲领》，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剧本’，我们编了‘剧本’，自己怎能不上台唱呢？”经过两个小时的恳切交谈，黄炎培终于松口，表示要考虑一下。第二天晚上，周恩来再次登门听取黄炎培的答复，黄炎培这次明确告诉周恩来，愿意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 　　李书城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同盟会会员，中共“一大”就是在他家召开的，后来他也做过不少进步的和有益于革命事业的事情。周恩来提议他担任农业部长时，有些人疑惑不解。周恩来亲自做工作，介绍他的经历，说明这样安排，体现了照顾民主人士的各个方面。周恩来还派薄一波找李书城谈话，他对薄一波说:“他有这么一个历史，要照顾这个历史，你去跟他谈，说要提他为农业部长。”经周恩来协调，李书城担任了新中国第一任农业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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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担任部长的党外人士中，傅作义是唯一一位起义将领，大概也是唯一一位主动“请缨”的部长。钱正英曾撰文忆及当中的缘由:

　　筹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时，周恩来总理征求他的意愿，他自告奋勇出任水利部长，因为他深知中国人民对治水的渴望，他曾多次告诉我们，在他的家乡山西省万荣县的一个农村，光绪年间大旱时，全村人口死亡殆尽，只有几户幸存，为此在村里立了一个碑，告诫子孙永远不忘。他在绥远驻军时，曾大力倡导水利。

　　不仅傅作义本人的意愿得到了尊重，他所推荐的张含英(原国民政府黄河治理委员会的技术专家)、刘瑶章(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北平市长)，也都进入水利部的领导班子。
　　
有职，也有权

　　在共产党打下的天下当部长，对于党外人士而言，做得到有职有权吗？还是只能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摆设”？这恐怕是许多人心中的疑问。

　　从建国初期的具体形势看，战争年代刚刚过去，国家百废待举，需要大量的各方面的人才，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长期处于战争环境中，在党内，不可能做到在所有国家建设领域都人才济济，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从职业结构上看，这10位部长中，至少有5人属于“业务对口”:梁希、马叙伦都是业内的名家，邮电部长朱学范是邮务生出身，司法部长史良的本行是律师，文化部长茅盾是著名作家。另外5人担任部长，或许含有周恩来所说“要照顾这个历史”的理由，但他们在工作中究竟有没有实权，也要看一看当年的事实。

　　据史料披露，多数担任部长的党外人士，无论是否业内专家，在本职工作中都为新中国的初创付出了巨大心血，作出了突出的甚至是了不起的贡献，而并非在充当一个可有可无或有职无权的“闲差”角色。

　　从国民党将领到新中国的水利部长，傅作义的“行业跨度”应该是最大的，他也是首任部长中任职时间最长(23年)的一位党外人士。据傅作义的秘书回忆，傅作义每年有大约1/4的时间到现场去，到水利工程工地去，到水灾严重地区去，了解规划、设计和施工情况，慰问受灾地区群众。长江、黄河、黑龙江、珠江、淮河、海河等许多水利工程，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建设三门峡水电站时，他从黄河下游一直视察到潼关，走到陕县，当时气温高达40摄氏度，屋里的家具都烫手，坐着不动也是一身汗，傅作义以年近花甲的高龄，仍然不愿多休息一会儿，坚持按计划视察，晚上曾露宿在三门峡附近的沙滩上。薄一波回忆说:“我曾把毛泽东主席鼓励宜生先生的一句话转达于他:‘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他把这句话作为座右铭，身体力行。”正是凭着一股干劲和“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傅作义很快就进入“角色”，对水利工作有了非常深入和细致的了解。他发表的有关水利的意见，既综合了大家的见解，又有自己的构想。有一次毛泽东听完傅作义的工作汇报后，对他说:“你钻进去了。”针对“民主人士只是一块招牌，有职无权”的说法，傅作义曾站出来现身说法:“我这个部长就是有职有权，水利部党组李葆华同志非常尊重我，我也尊重李葆华同志，我们互相商量，肝胆相照，没有什么隔阂。”钱正英也曾回忆说:“在长期合作共事中，他与水利部的许多中共党员，建立了亲密的关系。1974年4月，他在北京医院临终时，深情地紧握我的手，使我深深体会到这种肝胆相照的真诚友谊。”

　　卫生部长李德全上任后，迅速打开局面。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前身——中央防疫委员会，就是在李德全的直接提议下成立的；她号召并带头把卫生工作和妇女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促使妇幼卫生保健工作取得显著成就，这是她对人民卫生事业和妇女解放事业的一大贡献；在她任职期间，在全国范围内先后消灭了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霍乱、天花、鼠疫、性病、血吸虫病、麻风病等主要流行病，全国在较短的时间里新增数以万计的病床。有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事例:当年山西平陆61个农民集体中毒，生命危在旦夕，李德全得悉求援电话后，深夜起来召集会议，组织紧急救援措施。经有关部门的协助配合，出动飞机夜间投药，使中毒农民得以及时脱险。后来被拍成电影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再现了这一场面。显然，这不是一个“挂名”部长需要去做或所能做到的事情。李德全去世后，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徐运北回忆说:“她当的是实职的部长，既不是有职无权的挂名部长，也不是与党争权。她很尊重党组，党组也尊重她。她有不同意见也敢提出。她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不搞特殊化，一贯艰苦朴素。她是很难得的女领导人。”

　　早在北洋政府时期，马叙伦就做过教育部次长，可谓资深教育家。就任新中国教育部长时，他已年过六十。他上任几个月后，就创办了《人民教育》杂志，一年多后又创办了旨在推动扫盲运动的《学文化》半月刊。应马叙伦之请，毛泽东分别为这两个刊物题了词和刊名。毛泽东在《人民教育》创刊号上的题词是“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毛泽东曾多次给马叙伦写信或复信，就相关工作交换意见，如1951年1月15日，毛泽东致信马叙伦:“关于学生健康问题，前与先生谈过，此问题深值注意，提议采取行政步骤，具体地解决问题。中共华东局一月十一日电报一件付上请察阅，其中第三项即谈到此问题，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我以为是正确的。请与各副部长同志商酌处理为盼！”从这封信的字里行间，看得出来，毛泽东作为党内最高领导人，对担任部长的党外人士，正向他自己说的“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给予了充分的信任、充分的尊重和充分地行使职能的权利。
　　
结　语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针对民主人士所说的“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在建国初期这些担任部长的党外人士身上，都得到了具体的落实，这是有目共睹的一个事实。同时也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是说话算数的。以后，又陆续有党外人士担任政府部长，如李四光、刘文辉、章乃器等。他们当中，也有人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尽管自1972年以后，不再有党外人士担任政府部长，但党的统战政策并没有改变，党外人士同样发挥着参政议政的作用，同样在各个岗位上行使着职能和权利。2007年，万钢、陈竺先后被任命为科技部部长和卫生部部长，这是时隔35年后，党外人士再一次出任政府部长。这既是对建国初期那一段历史面貌的恢复和延续，同时在新的历史时期，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加强、深化和完善。不论回顾历史还是展望未来，这都是令人感到欣慰的一种政治局面。

来源：人民政协报       

华盛顿人

这才是真正的联合政府

大千世界

华盛顿人 发表于 2016-1-9 21:32
这才是真正的联合政府

1952年8月10日又加了地质部长李四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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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人 发表于 2016-1-9 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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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8月10日又加了地质部长李四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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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这样的联合政府维持时间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