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贵妇辛追的化妆箱 中国对女子姿容的审美是有我们自己的文化特色的。先秦的孔子就已经提出“绘事后素”的观点,即修饰必须在素朴之质具备以后才有意义,它强调的是对人本真的自然美的诠释与显现。所以,我们会发现,在对中国美女的描述中,很少会有强调浓妆艳抹,珠翠满头的词句。多是眉施浅黛,脸透微红,和西方的厚妆观念截然不同。这并不是说中国女子不注重修饰,而是说明中国古人对于女子修饰中“度”的把握是很看重的。明末清初文人卫泳在《悦容编》中对此有非常精彩的论述: “饰不可过,亦不可缺。淡妆与浓抹,惟取相宜耳。首饰不过一珠一翠一金一玉,疏疏散散,便有画意。如一色金银簪钗行列,倒插满头,何异卖花草标。” 也就是说,女子妆容修饰一定要与她的身份、体形及时令、场合相适宜,如果一味追求珠光宝气,反而会显得俗不可耐。清代大文人李渔在他的《闲情偶记》中,对此则有着更为精到的见解:假若佳人一味追求“满头翡翠,环鬓金珠”,则“但见金而不见人,犹之花藏叶底,月在云中”,“是以人饰珠翠宝玉,非以珠翠宝玉饰人也”。因此女子一生中,戴珠顶翠的日子只可一月,就是新婚之蜜月,这也是为了慰藉父母之心。过了这一月,就要坚决地摘掉这珠玉枷锁,“一簪一珥,便可相伴一生。此二物者,则不可不求精善”。平常的日子里,一两件首饰就足矣了,但这一两件却一定要做工精细,工巧别致。如此方能既不为金玉所累,又能起到画龙点睛之妙的功效。 这种对美的理解,并不是仅仅见于史籍,长眠于地下二千多年的西汉初期贵族夫人辛追,用她的妆奁为我们做了精彩的诠释。她的墓(即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出土有两个妆奁,一个为单层五子漆奁,一个为双层九子漆奁,不仅制作极为精美,而且保存得也非常完好。妆奁就是盛放化妆品的盒子,也就是现在意义上的化妆箱。她的妆奁里都有些什么呢?
上图是从这座墓葬中出土的“漆奁”,也就是辛追夫人盛放化妆品的妆盒,它是我国古代妆奁中制作最为精致的典型。不仅设计、花样、做工十分精美,里面的器物也非常实用,真让人难以想象两千多年前的女子对妆容之物已经如此讲究。九子漆奁中所盛放的物品各不相同,有假发、唇脂、木梳、香粉、胭脂等等。
除了梳妆器具与佩饰之外,两个妆奁中共放了大大小小9个盛放各种化妆品的小奁。有粉状的、油状的、块状的。其具体配方和用途目前暂时无法考证。但根据对汉代化妆史的研究,汉代的化妆品确信已存在的有: ——面脂(即涂面的香膏,汉刘熙《释名·释首饰》:“脂,砥也。著面柔滑如砥石也。”) ——香泽(涂发的香膏,汉刘熙《释名·释首饰》:“香泽,香入发恒枯悴,以此濡泽之也。”) ——妆粉 (妆面用的香粉,《赵飞燕外传》:“婕妤浴豆蔻汤,傅(敷)露华百英粉。”) ——胭脂(《中华古今注》曰:“燕脂盖起自纣,蓝花汁凝作燕脂。”) ——唇脂(汉代刘熙《释名·释首饰》:“唇脂,以丹作之,象唇赤也。”) ——眉黛(汉刘熙《释名·释首饰》:“黛,代也,灭眉毛去之,以此画代其处也”) ——膏沐(即清洁用品,《诗·卫风·伯兮》:“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等等。 因此,我们大致可以对这位汉代侯夫人的妆饰习俗有一个基本客观的了解:从辛追的妆具、化妆品、汉代化妆史及出土木俑的面部妆容来分析,其化妆步骤大概是这样的:首先要将铜镜从镜衣中拿出,用镜擦擦拭明亮。然后用“镊”拔去多余的眉毛。再敷上面脂润肤,用粉扑扑上白色妆粉,用胭脂或红粉淡晕双颊,然后用毛笔蘸染石黛描眉。最后用唇脂点染朱唇。从辛追的梳具和女尸身上附带的一些头饰分析,其理发当有以下几个步骤:先用“镊”拔去明显的白发,然后用“篦”篦去发垢,再用“梳”梳理真发,梳好后接上“假发”,盘成发髻,发髻用三只梳形“笄”来固定好。发髻梳好后,用“茀”刷上发油,再用“拨”松鬓,整理造型。最后带上少量但很精致的额饰。
中国历史上离我们最“近”的美人,应该是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辛追夫人。这位在墓葬中历经两千年不腐的古代贵妇人,经过专家的精心复原站在了观众的面前。复原后的辛追夫人塑像高1.58米,身穿鹅黄底色印花敷彩曲裾袍,柳叶杏核、俏鼻薄唇,皮肤白里透红,为我们认知古代美女的真实面貌提供了参考。
马王堆汉墓是中国20世纪考古史上的一个奇迹,不仅随葬品极多,而且保存得相当完好,出土服饰也是极为精美华丽,处处体现着墓主人生前奢侈的生活和对死后继续享受的追求。但从出土文物综合来看,我们会发现当时人们对器物的审美和对人物自身的审美在情趣上是有很大差异的。从器物装饰的角度来看,明显遵循的是一种“错彩镂金”的美。不论是文中介绍的妆奁、妆具、还是墓中出土的其他漆器、丝织品等,无不华丽异常,甚至被李泽厚认为是中国艺术史上的“空前绝后”。而从人物自身妆容风格来看,则遵循的是一种“芙蓉出水”的美,即崇尚简洁,并不主张过分的修饰。例如首饰方面既无金、银、珠玉、簪钗、花钿,也未见耳饰、颈饰、手镯和戒指,仅见3只简单的发笄、3例假发资料、1串贴金叶的木花额饰。佩饰也不是很多,均是集装饰与实用为一体的“事佩”。如香囊是用来祛味、熏衣之物;容刀和红组带则应是彰显墓主人高贵身份的标志。 这正好诠释了我们前文所提到的对修饰的“度”的把握,即所谓“大朴不雕”。中国文化讲求人的内在人格的显现,而非外表的雕琢。在境界上,对人自身的审美是超越于对器物的审美的。毕竟,在中国哲学中,人与自然的和谐要远远重于人对自然的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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