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伴妈妈”任丽在陪着孩子做手工。(南方周末记者 陈露/图)
“童伴妈妈”,这是一个饱含苦心的公益项目。它企盼用有组织的服务,来弥补留守儿童亲情上的缺憾。
它也意识到:“留守儿童是一个经济发展产生的社会问题,我们解决不了。”
“妈妈”们说:希望“以后会好一点,好到这个职业不再被需要”。
2015年12月的一天,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佛门乡禹王庙村的杨丽琼走出了自己的村子,她来到镇政府的一间办公室。那一天她很紧张,她甚至记不起那间办公室门牌上写的名字。还有十几个人和她一起,她们等在会议室里,等着自己的名字被叫到。她们都是女的,而这是一场要成为几十个孩子“妈妈”的面试。
同一时间,东观镇火光村的任丽也走出了自己的家门,来到镇上,同样是参加一场面试。
召唤她们的是同一个新词,“童伴妈妈”。要为村里的留守儿童找一个“妈妈”的消息,通过一张张村头的大字报和村委的广播,传播开来。
“童伴妈妈”真名“童伴计划”,这是中国扶贫基金会牵手共青团四川省委、中国公益研究院,开展的关注留守儿童的项目。
此项目目前已经在四川省的100个农村建立起来,下一步将会往贵州扩展,尤其是毕节地区。
他说“我妈妈姓假,假的”四岁的喜文骑着一辆四轮自行车,其中左边的轮子已经掉了。他的妈妈在他两个月时离开了。
他说“我妈妈姓假,假的”。
杨丽琼打开“童伴计划”专门的QQ群给南方周末记者看,“这个孩子很可怜……能怎么帮帮他?”。
100位“妈妈”,最大的五十来岁,最小的二十出头。各自负责的村子有20到100多名不等的留守儿童。对留守儿童的理解,她们比旁人多一份直观的感触。“留守儿童”,这不是新闻里的一个词语,也不是遥远农村中一群面目模糊的孩子。而是那群“一眼就能看出不一样”的孩子。
在成为“妈妈”之前,吴家店村唐晓艳当了八年幼儿园老师。在她眼中,留守儿童和爸妈在身边的孩子之间,有一道清晰的划分。“有爸妈在身边的,干净些,听话些。”
另一位“妈妈”彭丽懂得“孩子没有妈妈在身边是啥滋味”。她的妈妈11岁离开她,站在人群里的“那种不安全感”,即使自己已是15岁孩子的妈妈,她仍记得。
杨丽琼曾在深圳打工十年,看多了身边老乡把孩子留在村里,独自外出打工的百态。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工作在工厂的流水线上,或者做保安和钟点工。稍好一点的,就是上面一点的管理。每个月拿着从两千元到五六千元不等的工资。”她称这些老乡为“候鸟”。“如果经济条件允许,孩子寒暑假时,老乡们就把他们接到深圳,经济条件差一点的,就不敢想这事,两三年才回趟家,是常有的事。”
当上了“妈妈”,她又看到了候鸟牵挂的这头——留在家里孩子的样子。
粗细不等的裂痕,如同一条条长短不一的蛇,放肆地在沙砾路上爬行。路不宽,这是通往杨丽琼所在村子的山路。山与山之间就是沟,沟里面住着老百姓。后来山体滑坡严重,政府出资一部分,在山顶上建了“新农村住房”。有能力的村民就搬了上来。
“我的爸爸在青海,我的妈妈在广东”,周鑫鑫是典型的留守儿童。他接触“留守儿童”这个词,还是“看新闻看的”。他觉得留守儿童“没啥”。他的爸爸妈妈每年会回来一次。
在杨丽琼眼里,周鑫鑫已经是“条件不错的留守儿童了”。村里情况复杂,她不得不作出倾斜。对周鑫鑫,她只有看到了才会和他聊聊天,跟踪他的情况,确保他没出问题。
雨豪才是杨丽琼关注的重点。
他今年十岁,五年级在读,出生十个月爸爸因抢劫被判十五年,妈妈顶着“外出打工”的名义,从此音讯全无。雨豪还有一个姐姐,雨霞,15岁,读初三,考试总是第一名。平日里,雨豪跟着自己的78岁爷爷、80岁奶奶一起生活。经济来源表上列着,“孤儿津贴”“阳光奖学金”“精准扶贫”“低保”,一家四口人靠着各种扶持生活。
他们没有能力住进新农村住房去。破瓦房摇摇晃晃,从屋的这头可以直接看到那头的屋外,墙壁上有大大小小的洞。所谓的卧室,只有一张床,一盏电灯。打开,可以看见灯周围的蜘蛛网。墙壁上贴着姐姐的奖状。门上,留着雨豪去年写下的“知识改变命运”。
杨丽琼看着雨豪心里疼。
雨豪和姐姐性格截然不同,他内向,叛逆,自尊心强。“你说他,他会很难受”。在雨豪的理解里,对爸爸妈妈没有概念。被问到爸爸妈妈是什么样子,他就抬头看看爷爷,再看看奶奶,然后低下头。
杨丽琼觉得,雨豪的样子和缺乏母爱关系重大。他的姐姐乐观,上进,是因为比雨豪享受母爱的时间长。姐姐平时爱笑,只有在提起是否想妈妈时,这个15岁的女孩才会叹气,“唉,习惯了就好了”。她说长大了想当老师,也“还是想再去找找妈妈”。
杨丽琼扒拉政府的任何一项相关规定,想看看“在政策方面他们享受到了哪些,还有哪些是可以享受到的”。杨发现“孤儿津贴”上,只有弟弟有,姐姐却没有。一个月三百多块钱,对孩子很重要。她向上反映,询问为何姐姐没有,得到的答复是“一个家庭只能有一个孩子”。今年,她把姐姐也报上去了,“先都报上,报上再说”。可
是政府补贴是死的,“有时候杯水车薪”,她还在努力为姐弟寻找社会力量,团体的帮助。
妈妈生下孩子就离开的例子,村里还有不少。“我们这的女人就是这样的”,家里经济担子落到一个女人肩上的时候,她们承受不起,往往就一去不返了。
招聘来的“妈妈”毕节的留守儿童死亡事件发生以后,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觉得,“必须有所行动了”。
他们从2015年6月份开始调研留守儿童问题,还找到中国公益研究院寻求理论支持。发现这在社会公益组织的议题里,是一个“老”课题。组织留守儿童的夏令营、为留守儿童输送爱心物资、为留守儿童寄宿学校派遣义工等,公益组织做过诸多尝试。但刘文奎始终觉得,“留守儿童所需要的不单单是物质方面。监护人的缺失,使他们在教育、安全、心理等各个方面的权利和需求都得不到满足”。在物质缺乏的表象之下,他们需要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
经过了半年的调研、研究,“童伴计划”破茧而出——为每一个村子的儿童选一个“妈妈”,重点关注留守儿童。